晋珀：要重视企业家及“天才”的作用

要重视企业家及“天才”的作用

－－《国富论》学习手记之一

　　大学的时候，自然是学过《国富论》的。“学过”之说，无非是在外国经济学说史上看过一些简单介绍，或者听老师讲过一些。如今，20年过去了，尽管自己从事的是企业宣传的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已经还给老师了。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经济学说，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我们开始研读《国富论》－－据说温家宝总理就经常读这本书，而且还经常引用其观点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既是研读，就不能只是听别人的简介了，而是要读原著－－不管读不读得懂，起码要有这样的态度。

　　无论哪个版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说其原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简称为《国富论》。我不清楚的是，是被中国人简称为此，还是被外国人简称为此。既是研究国民财富，何不简称为《民富论》？这样应该更恰当些，要不然顾名思义会有研究国家财富的歧义；无论哪个版本，在介绍作者亚当·斯密的时候，都会说他是“自由经济的守护神”，说他强调要坚持自由经济、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他认为让经济生活按天然秩序进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但统观他创的整个古典经济学说，它又以研究国家的经济总量为着眼点，关心的是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总是谆谆教诲人们说，“国家大事比个人重要”。

　　任何一门经济学都是从价值论开始研究的，而且都是强调劳动在其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对它们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篇之作直接就是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强调直接劳动的作用。比如说人们去打猎、采摘或做工，只说是猎人、农民和工人在多长时间里捕获多少猎物、采摘了多少果子或挖了多少斤煤，而社会大多数人的单位时间工作量就是这种商品的价值。在强调直接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间接劳动和其它资本的作用，比如资本家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资本的作用及地租等。其实，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将其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而是经济利益乃至情感和生命上的完全对立，渐渐发展成了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在和平时期，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

　　而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我们一开始便看到了劳动分工，而分配是完全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分工，于是任何一种商品－－在现代社会，一切生活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交换。换言之，所有的人都是商人，社会也成了商品社会－－的生产都是由直接劳动和简单劳动组成的一种复杂劳动，其价值乃至价格便由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组成，而且这里的劳动工资既包括工人和农民和直接劳动工资，也包括资本家－－即现在的企业家－－的组织和管理的劳动工资。在这一模式中，工人和农民的直接劳动工资只在商品价格中占有极少的一部分，而资本家（企业家）则占有绝大部分：资本是他们提供的，地租是他们提供的，生产是他们组织和管理的，而且他还要承担市场中的所有风险。

　　亚当·斯密说，“极少数人兼有劳动者和雇主的双重身份，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对劳动工资的理解就是：劳动在为他人劳动时所获得的收入”－－而没有雇主自己的工资。

　　资本家（企业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关于工资和利润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处在自由社会（人们可以根据利益诉求自由选择职业）里，各行各业中的工资和利润才会大体均等。这正是他竭力维护自由经济的原因之一。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各种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同，二是各国没有得到完全自由的发展，政府在一些行业的控制与垄断等等。用他的观点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是非常清晰的，由于外资企业、大型国企的绝对垄断地位，由于政府的与民争利的各种政策，使得一些行业和企业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收入。而且，科技越发达，政府越垄断，差距越悬殊。这是一种什么循环？其后果是什么？值得深思。

　　在《国富论》的学习中，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自然要接触其他的经济学家，比如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人。我的学习体会是，他们简直就是天才！亚当·斯密出生之前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终生未娶。他考入著名的牛津大学，36岁时出版《道德情操论》，被誉为“第一流的学者”。1767年之后，回到家乡，闭门谢客，潜心著述，1773年出版《国富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大卫·休谟，11岁时就进入爱丁堡大学，21岁时就撰写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大卫·李嘉图是个犹太人，父亲是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12岁入商业学校学习，14岁从事证券交易，25岁进即拥有200万英镑财产；约翰·穆勒更是被认为有史以来智商最高者之一，他没有上过学，全部青少年时期的教育都是由父亲一人“包办”。他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7岁时读过许多希腊名著，10岁时写成了罗马法史。11岁时他父亲撰写《英属印度史》时，他担任校对工作。12岁时，能阅读亚里斯多德的名著《工具论》，14岁时已经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数学和文学......

　　我们强调人的后天教育，不主张天才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天才，更要珍惜天才。试想，如果没有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这些天才，世界经济学会是什么样子？

　　经济学家是天才，企业家更是天才。我们不是妄自菲薄，但也必须正视东方文化理性思维不足的现实。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家创业当中，因为仅仅是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出发－－这是最感性的，似乎人人都可以创业，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确实有不少人成功了，但更多的企业夭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必然要“脱离”日常生活，必然需要更多的理性与抽象思维。而这，正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弱项了。至于当今的IT创业、资本市场“创富”，则更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了，也只是“海龟”们的强项了。必须指出，我们的企业家天才比西方人少得多。但由于文化更由于制度和体制，我们埋没的企业家天才又远远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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