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珀：中国现代社会起点以及华商崛起元年
2014-11-07 10:06 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中国现代社会起点以及华商崛起元年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作者/晋珀
昨天，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说其伟大，一方面是说其不仅推翻了清朝267年的封建统治，还终结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使我国进入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同时，在经济上，它直接孕育了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使我国开始结束小农经济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的新时代。---------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作者/晋珀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是我国民族企业家崛起的元年
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出现过三类企业家，他们特征各异作用不同，有合作也有斗争，对社会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可以由三个人予以代表，分别是“官商之父”盛宣怀、“士商（绅商）之父”张謇和“民商之父”荣氏兄弟（也有人将士商归入民商一类）。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他终生奔波，为清廷创建和经营了大量企业。这些企业中，朝廷要控股或独资，产权要“国有”，运营要官府（行政）化。企业如衙门，经营者如官员，且贪婪成性。比如盛宣怀，经常自诩为国经略。结果，他去世后，经清理，他的私有资产总额高达1349万两。其中，仅其家乡的一处住宅就有房屋240间，一个田庄有地3000亩，他在上海的租界内的房产价值白银1000余万两……；张謇出身状元，却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毅然“舍身喂虎”下海自办企业。创业之中，他坚持将官府体制阻挡于企业经营之外，确保了企业经营的“市场纯洁性”。同时，作为优秀儒家知识分子，他坚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将企业取名为“大生”。他坚持“营志重于营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勤俭敬业，回报社会，将他的家乡南通建设成“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理想的文化城市”和“新新世界”；他清廉如洗，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千万两，但他的平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最后，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和一束胎发；荣氏兄弟则是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创办面粉厂、纺织厂和其它产业，出发点都是民生，融资和经营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本系草根，同情大众，对以后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贡献颇多。
这三类企业家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采用了招商入股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令人惊奇的是，100年前他们采用的这一近代企业制度，100年后倒成了我们后人学习和效仿的“现代企业制度”。
官商与民商之间有合作，最典型的就是“东南互保事件”。这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展现自己的力量。相对于清廷，企业家胜了，可喜！但这，无疑也开创了一个极端恶例，甚至可以说，正是它直接导致了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它保住的南方的那点财富，与《辛丑条约》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与国家主权的严重丧失，恐怕只是九牛一毛了。真是贪财误国啊！这样，相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企业家败了，中华民族败了，可悲！！
他们也有斗争有博弈，直接后果就是辛亥革命。从企业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就是民商对官商的斗争。在官商盛宣怀镇压保路运动的时候，民商张謇在长江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火光；官商在盛宣怀被清廷定为“误国首恶”的时候，民商张謇则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其后，张謇又参与起草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给入殓前的清王朝盖上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清末的萌芽时期、辛亥革命的发展时期、1956年后的沉寂期和1978年后的快速发展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影响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的民本思想和“三民主义”理念影响深远，其后的各个政府在诸多方面也不得不予以延续。比如，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间，袁世凯北洋政府推出了商业注册和商业注册规划，颁布了《合股企业法》，还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同时，由于军阀割据中央权力真空频现，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使1911－1927年出现了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辛亥革命前100年（从道光元年的1820年开始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降低6%。辛亥革命以后的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这一数字正是我们今天追求的GDP理想的年增长率。那时候，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各种商会就达1000多家，向农商会注册的新工厂猛增：1911年是11家，1912年就猛增到了49家，到1919年已经达到91家了。
辛亥革命之后，涌现出大量的民营企业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崛起，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解放后，企业家在大陆“沉寂”，但在港澳、台湾和海外地区依然强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培育出的企业家及其后代们，比如荣氏家族等，他们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为我们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口，使我们迈开了引进外资、建设特区的第一步。如今，企业家队伍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队伍迅猛发展，已然成为改革开放的显著标志。去年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企业家功不可没。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地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封建流毒依然弥漫，渗透于企业家的血液之中，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企业家官员化。孙中山本身就是个主张铁路国有的官商主义者，大量企业家革命后也任职于政府部门转化为官员。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家更是大踏步地官僚化，以至于官僚资本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对象之一。“沉寂”时期和今天国有企业的一家独大，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商缔造运动。国有企业家不承认自己是商人，他们天然地认为自己是“朝廷命官”、国家干部。即使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也是要千方百计地在政府部门弄个官衔――像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什么副县长、副市长等等，哪怕只是个空衔虚职！这与企业家参政议政完全是两回事。清末时期，企业家没有独立起来，总是要靠官府和官员的“保护”，辛亥革命仍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今依然延续！企业家与官府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劳资对立、工企对立、官民对立，极易激化社会矛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潜意识”：一说起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就讲它是我们党和政府执政的经济基础，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言外之意，好像民营企业就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甚至它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制度的基础。这完全是谬论！无论什么党执政，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于企业，无论它是什么所有制的，只要它照章纳税，就是优秀的企业公民。过去的封建王朝和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它们不都是稳定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当然了，如果政府把某种所有制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小金库”、可是随时支配的“自动提款机”和搜刮百姓向百姓敛财的工具则另当别论――这正是政府腐败的严重表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另外，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也存在着国有企业家与民营企业家的对立。他们不能站在平等的市场竞争平台上，长期以来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和融资方面的种种制约、民间资本的“走投无路”和高利贷化、以及近期出现的民营企业家的“跑路”乃至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是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国有企业的效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的瓦解确乎是一种铁律，官商的命运也令人唏嘘。盛宣怀是清廷覆灭的“误国首恶”，四大家族是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罪魁祸首。100年前，盛宣怀由于修铁路而使清廷覆灭；100年后，又是诸多的铁路事故而牵扯出来的深层次的体制矛盾，致使大批铁路部门的官员（国有企业家）被撤职和法办；而政府也不得不为其背上“黑锅”，直接影响了政府的信誉和形象。不知道其中谁会是“误国首恶”之后的“二恶”、“三恶”以至无穷？
中国要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不断壮大的企业家队伍是必然要求。它是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胡锦涛同志在9日举行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的民族企业家队伍崛起了发展了，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须当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扬先躯们“以民为本”的革命理想，只要我们把先躯的话记于心、践于行，中国的企业家队伍一定会蓬勃发展，也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该文发表于2011年11月9日《中国企业报》第4476期:第09版《百年辛亥·百年华商》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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