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1912-2012）》前言

缘起·人所忌讳但无法回避的事实
       最早想编撰大型系列丛书《中国企业家档案》是在2003年。此前的七八年间及至现在，笔者采访了包括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等众多优秀企业家，撰写了大量的企业家报告文学作品刊登在《中国企业报》“企业家史记”专栏(期间名称多有变化)，出版了两本个人专集《国力基柱·世纪之交的中国优秀企业家大传》和《国力基柱·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优秀企业家人物“史记”作品精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最大，其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其二就是农民办企业的热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企业家的称谓也被社会广泛认可。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之家”----20年之后的1999年，它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亦称中国企业家协会。1988年，马胜利、冯根生、邹凤楼、尚海涛等20人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这是第一次以“企业家”称谓公开表彰企业家。1991年农业部首次评选、表彰了500名乡镇企业家，其中有51名优秀乡镇企业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2005年3月20日，在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同志充满激情地喊出了“企业家万岁！”的响亮口号。无疑的，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助推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但是，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遇刺始，2月12日北京祖豹毛皮辅料市场董事长周祖豹，4月18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大众旅游有限公司及大众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贤，6月23日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云龙，7月5日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7月28日内蒙古包头草原糖业集团党委书记李刚，8月17日甘肃兰州长青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恩谦，9月6日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10月19日山东临沂新宏基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郁博文，12月24日南方汇通公司董事长惠金根等相继出现“意外”……有资料显示，自1978-2008年的30年间，有大约1200余位企业家死于非命。平均每周一位!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2003年此类事件显得更为集中和突出。但是，更令人惊心和意外的是老百姓对这一事件的态度----2003年被老百姓称为“杀富年”、“杀猪年”!
       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了，企业家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他们的状况应该好转了吧？非也! 4月13日，内蒙古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福禾豆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利斌自焚；5月20日，浙江台州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沉湖；5月23日，山东万昌集团董事长高庆昌在“上市”两天后“下世”；9月27日下午两点钟，温州正得利鞋业公司董事长沈奎安从22楼的家中跳下。12月23日，广东省人大代表、高州市云潭镇源兴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利源被人毒死……有人统计，2011年，仅浙江省前10个月就有228家企业主“跑路”，9人自杀。据2012年4月6日《解放网-新闻晚报》报道，半年里，常熟众多老板“跑路”、“自杀”、“被捕”，2011年常熟法院受理相关案件1054起，创近年来的新高。
       今年(2012年)，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企业家的各种“意外”仍然层出不穷。1月14日，湖南岳阳市温州商会会长、岳阳汇辰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洪光在办公室自缢而亡；1月，常熟老板吴建军涉嫌“诈骗”被捕；2月3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债务危机，董事长董顺生两次自杀未遂；2月21日江苏常熟鲤鱼门酒店及酒店管理公司董事长周思扬“跑路”； 2月25日，38岁的广东东莞盛泰集团董事长杨国华意外身亡；3月3日，常熟美女老板顾春芳“跑路”，27日晚在上海被抓，被抓时曾自残；3月，南京江宁一老板王英留下四封遗书，称“资金链断裂遭追杀”，下落不明；3月24日，杭州雅缘影视制作公司董事长陈卫民因欠债开枪自杀； 29日，人民网报道原著名太子奶业集团董事长李途纯遭受不白之冤致使二人死，三人残，一人流产；5月7日，南京下关一钢贸公司35岁的女老板丁琴自杀；5月21日，万众瞩目的吴英案重审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个执行。期间，据称湖南湘西的曾成杰等20余家民营企业家成了吴英第二；6月6日，内蒙古包头市最大房地产企业鼎太置业的董事长魏刚酒店上吊自杀……
       在惋惜一些企业家遭遇不幸的同时，同样我们也关注一些企业职工的不幸。因为他们与企业家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车辅相依，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此仅提特别令人震惊富士康公司的系列“跳楼门”事件，那些一个个飞身而跃者可都是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哪!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21岁的刘兵、25岁的孙丹勇、23岁的郑鑫崧、19岁的荣波、19岁的马向前、田玉、18岁的饶淑琴(饶乐琴)、24岁的卢新、24岁的祝晨明、李海。就在今年的1月1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工业园还发生了发生一名男性员工坠楼事故……
       这里列举的事情，肯定是一些领导不愿看到的，也是一些人所忌讳的。但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否则便是没有学者的良知与责任。
       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企业家究竟是怎样的人，在广大老百姓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企业家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如此尖锐，当需要他们带头致富时便把奉其为神明，而当另外的时候就视之若粪土，甚至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便成了编撰此书的动力。自2003年起，我们便开始收集资料，不仅仅有上述的“悲情”资料，更有大量的企业家创业和贡献的“主旋律”的正面资料。2009年2月，我们编撰出版了《中国企业家档案(1978-2008)》(中国文联出版社，ISBN 978-7-5059-5775-6)，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三年以来，当我们不断遇到有关企业家的各类问题时，更感编撰之重要。于是，在中国企业家百年成长之际，我们决定编撰出版《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1912-2012)》。
       焦点·正确认识商业，重新认识企业家的历史定位
       那么，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企业家这一称谓是“舶来品”，因此探讨它还要从外来的概念开始。企业家一词是从法语词汇“entrepreneur”借来的，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他们仍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更多的情况下，企业家只指第一种类型，而把第二种类型称作职业经理人。
       关于企业家的具体定义，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比如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他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提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在当下，大家又总结出了企业家精神：创新是灵魂，冒险是天性，合作是精华，敬业是动力，学习是关键，执著是本色，诚信是基石。这些个定义也好精神也罢，要么是仅仅从技术层面来说，要么没有总结出其特殊性来，实在是乏善可陈。比如说冒险，探险家才是真正的冒险家，但探险家绝大部分都不是企业家。比如组织土地、劳动、资本等等，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地主，哪一个没有这样的职能？再比如什么创新、革新、学习、执着等等，其它的什么家不也同样具有这些品质么？这些实在算不上是企业家的“唯一特性”。
       那么企业家的“唯一特性”又有哪些呢？那就是一个前提、一个目的的和一个职能。一个前提是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即欧美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一个目的即经营，因为企业家是要挣钱的，无利可图的事他们是不会做的；一个职能即是组织领导和管理企业。因此，所谓企业家就是现代工业化条件下以经营为目的的生产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首先，必须是在现代化大机器生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一些有组织生产职能的部落首领、奴隶主、封建地主及一些贸易流通业者，只能或顶多称作商人。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主也不能称为企业家。其次，只有现代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才能称为企业家。这些组织和领导的职能本身就饱含着经营管理职能。他们确实要承担赔本、破产等风险，具有冒险家的属性。第三，专业、专职从事企业组织和领导工作的人，才可称得上企业家。一些兼职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裁的政府官员和顾问式的人物，谈不上企业家。第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做优秀的企业公民。这些责任，有的是与其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比如诚实守信、注重质量、环境保护等等，而有的可能没有多大关联，比如慈善捐赠、主持公道等等。必须明确的是企业家的天职是挣钱是经营，因此，绝不能把企业家等同于慈善家。
       中国的企业家诞生于近代，传统文化中它属于商人行列。商人一词来自于遥远的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当时，周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为了谋生，便四处做买卖。于此，这些人被称为商人，他们做的事被称为商业。商人和商业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使得一部分人能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加入到流通领域，从而更促进生产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萌芽于清朝末年的“富国强兵”洋务运动之中，诞生于辛亥革命时期，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官商、绅商和民商。在此后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家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成长，在近代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历次的社会革命与进步中作用巨大。而这些巨大的作用，长期以来却被历史迷雾所遮盖，被人们所忽视，成了人类史上的最大“冤情”：
       一是高效组合生产要素，配置各种生产资源，直接创造了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自然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时代，人类的劳动生产力低下，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到了大机器生产时代，机器的运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资料范围的扩大，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马克思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讲到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有很必要指出的时，资产阶级中，相当多的人是企业家。马克思的话正是对企业家的极大褒奖！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简直是霄壤之别!其中，企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达到了90%以上。虽然说，企业的贡献并不直接地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家的贡献，但是，机器、科技、生产资料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它必须要有人把它组合起来。而这种组合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犹如一个交响乐队没有指挥和一支军队没有统帅一样，没有企业家的企业都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企业家都是革命的坚强后盾。这一点尤其为人们所忽视，造成企业家长期只能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被作为革命对象和反革命符号、头戴高高纸尖帽胸挂右派大纸牌在群众的推搡下低头弯腰卑躬屈膝在历史的狭窄胡同中趔趄而行。
       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庚子国变中，在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正是企业家们的“东南互保”才为全民族保住了“最后的一枚铜钱”。在辛亥革命中，企业家张静江甘当“现代吕不韦”和“赞助革命第一人”，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功臣”和“革命圣人”。而海外华侨更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许多人都是企业家。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海内外的企业家们也是慷慨解囊甚至倾家荡产，其中许多人本人就加入到党的行列，有的后来成为党的高层领导。在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 “延安工业之父”的沈鸿在组织着革命圣地的工业生产。至于像陈嘉庚等海外企业家的资助，更是弥足珍贵。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李烛尘、胡厥文、古耕虞、陈子昂、李康年、卢作孚、王光英、乐松生、董竹君、荣毅仁、霍英东等一大批民族企业家们(他们中许多人就是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国家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国家拿六七亿元的利息，换取了他们23亿元的资产。即使如此，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些利息，甚至肉体上都被消灭!没有他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顺利完成，我国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就不可能建立；没有他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千秋伟业就没有第一笔“启动资金”。即使在“文革”时期，企业家并没有“绝种”，国营企业和部分社队企业的负责人同样也肩负着企业家的使命，他们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功不可没。至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企业家的贡献更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前我们仅有100多家企业，而现在仅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就达5000多万家。他们占到了全国企业的98%以上，贡献了全国85%的就业岗位、75%以上的新产品、65%以上的发明专利、60%的GDP和50%的税收。当然国有企业也是贡献卓越，他们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却贡献了40%的GDP和50%的税收。但同样也有一组不平等不公正的数字不容忽视：他们仅占全国就业人口8%，却拥有全国80%以上的矿山资源，占有着全国职工薪金总数的55%。
       三是企业家除了经营企业外，秉承儒商优良传统，积极肩负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建设，贡献卓越。状元企业家张骞视家乡南通建设为已任，将其由落后的一方小镇发展成“中国近代第一城”、“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理想的文化城市”。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师范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12所学校，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他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早已全国闻名。今天，企业家吴仁宝将他的家乡江苏华阴县华西村建成了“天下第一村”，企业家孙大午创办的“大午独立工业园”里学校、医院一应俱全，俨然一个“世外桃源”。2012年5月8日，一条有关中国第一个“村级市”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村委会办公楼门前挂出“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市（筹）”的牌子。 这个中国最小的“城市”之所以成立，企业家的城镇化作用非常巨大。一个只有172户的普通村庄，竟然有企业20多家，总产值10多亿元，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多达8000多人，2011年人均收入达2.6万元。目前，西辛庄拥有自己的医院、幼儿园、学校，全村17村民享受着免费用水，看有线电视，每月每人可免费使用6立方天然气、免费用7度电等优惠。
       2005年以来，我国政府设立了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广大企业家以天下为己任，慷慨解囊，在赈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助医以及支持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方面广施善行，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曹德旺、陈逢干、陈广川、崔根良、党彦宝、丁和木、高德康、古润金、匡俊英、沈小平、孙荫环、许家印、杨受成、杨卓舒、朱奕龙、王琳达、黄如论、陈光标等一串串企业家的名字犹如耀眼的星星在慈爱的星空中熠熠闪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民企数量正在大幅增加，已经呈现出取代国企之势。2008年因为汶川特大地震，使得慈善捐赠总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其中，国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第六届颁奖时，民企获奖数量为17家，国企为8家，民企数量已远超国企。社科院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0年，在过亿元的巨额捐赠中，民企的数量首次占到了一半，与国企平分秋色。榜单捐赠数据显示，民企在数量上仍然占据优势，在上榜的707个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为374个，占总数的52.8%，捐赠总额约为65.3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56.3%，高于国有及外资企业。2010年国内民企捐赠过亿的36笔捐赠的半壁江山，与国企旗鼓相当 。虽然在单笔捐赠额上，实力雄厚的国企更牛，但民企对于慈善事业的热情，要比国企更高。
       十一五期间，无论是社会捐赠总额，还是具体慈善行为的覆盖，都创历史新高。据介绍，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超过100亿元，从这之后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引发慈善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十一五期间，社会捐赠款物合计已经超过3000亿元。如果排除2008年的汶川地震捐赠这一特殊情况，按照常规捐赠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社会捐赠总额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2007年我国常规捐赠额为309亿元，2008年是321亿元，2009年为332亿元，到了2010年，常规捐赠额飙升到700亿元，增势明显。在如火如荼的慈善事业发展中，无疑的企业家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就是企业家的历史、力量和使命：国之栋梁!
       解析·企业家之惑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企业家的作用如此重要、贡献如此巨大，可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的“意外”发生一系列的悲剧呢？再往远里说，为什么他们会被当作资本家、资产阶级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作革命的对象？
       商人和商业在我国产生于遥远的商朝，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商业和商人自从出现以来就备受争议，非议不断。首先，传统观念认为，商人们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或者说他们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他们是不生产社会财富的，甚至他们要“剥削劳动者”来参与财富的分配。其次，他们的劳动强度远没有生产劳动繁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但他们的利润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利润，更高于农民、手工业者等直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样，便“有失”公正和公允。再次，商人为了赚取利润的最大化，总是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手段。有的是巧妙利用各种季节气候地域风俗的差异，“夏则置皮，冬则置稀，旱则置舟，水则置车”，赚了个盆满钵满。而有的商人则是采取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比如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赚的是黑心钱昧心钱。这样，无论哪一种情况，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奸商”的印象和意识便在社会大众中牢牢树立。
       纵观中国历史，轻商思想可说古已有之。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工商食官”一语，那时官贾身份低贱，属官府的奴隶，因而称之为“食官”。 春秋时，齐相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就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把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农为本商为末。《论语·里仁》记载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轻商思想渐成正统。法家始祖李悝(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90年)也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始祖”，他提出“平籴法”和“禁技巧”以限制商业的发展。战国时秦国著名的商鞅(前395-前338年)变法，再次将抑商政策确定为法律。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说成是社会的害虫“五蠹”。战国以后，这种轻视和歧视有了明显的加剧。秦始皇曾发布“贱商令”，把商人视作贱民，当作罪犯强制遣送南方戌边。汉高祖刘邦，专门颁布诏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禁锢不得为吏”。汉武帝颁布《告缗令》(一说《算缗令》)，对富豪实施高额所得税，以充实国库。西晋时期，贱商的做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规定商人穿鞋必须一只白一只黑，商人还戴头巾，上贴一块写有自己姓名和所经营商品品名的白布。司马迁的《史记》凡一百三十篇，只有最后一篇《货殖列传》是写给商人的，他甚至不愿为商人出身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立传。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实行和延续了这一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加之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经常是温饱难求，饥寒交迫。他们对财富、对贫富不均、对社会不公是非常敏感的。再加上人性的暴戾社会制度的欠缺，经济问题往往要靠超经济的手段来解决----不是欺人男霸人女卖人儿卖人女，就是私设公堂滥用刑罚甚至运用官府的社会公权力剥夺人的自由及至生命。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暴风骤雨你死我活的社会斗争和社会革命。勿容讳言的是，一些商人的奸诈、为富不仁、官商勾结，往往使他们由纯粹的商人变成地主和商官，他们在社会矛盾的恶性演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社会大众的仇富心理历久弥盛，而富人便经常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比如吕不韦（？～前235年）本来是一代商圣，却偏要跻身政界。他看到异人（子楚）“奇货可居”，便不惜倾家荡产予以资助。其中，还假以美人计将赵姬献给他，使他成了后来的秦始皇的生父。功成名就，“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家僮万人……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但他此时不仅没有激流勇退，反而贪得无厌，不仅派假太监嫪毐供已经成为太后的赵姬淫荡，还与她“时时窃私通”。最后，作为父亲，儿子否认；作为相国，国家难理；作为商人，臭名昭著。只好“饮酖而死”。据说，秦始皇政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性格偏执和残暴不仁，直接导致了他的对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诸子百家的焚书坑儒和一系列暴政，很快便引起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导致了秦王朝成了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国传统的商人备受非议，而中国企业家更是“生不逢时”。中国的企业家不是自发产生的本土企业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关系的自然萌芽与发展，而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密切相关。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欧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包括企业家在内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一百年内创造的价值超过了此前几千年的总和，但是其“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残酷性也开始显现。到了19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及至以后的列宁等人将这一观念理论化，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它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样以来，只有生产领域创造使用价值，流通领域不创造任何使用价值被确认为一条不变的真理。这样，马克思的理论便把商人从而也是把资本家、企业家完全从生产劳动中“剥离”开来，他们的“寄生虫”和“剥削者”的身份便有了更明确的定位。这也就为将他们作为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湖南长沙城的湘江之中，有一个秀美的岛屿。上面长了许多橘子树，当地人叫它橘子洲头，据说这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洲。这里因为毛泽东的诗《沁园春·长沙》而蜚声中外。在它的最南端，1925年的深秋，毛泽东曾站在这里质问苍天，他在诗中写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于是，后人将这里命名为“问天台”。
是啊，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当年全国人民最苦闷的一个问题，也是32岁的毛泽东最苦闷的一个问题。后来，两三个月之后，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一系列的考察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他1925年12月1日刊发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和起点。
       毛泽东在此文中，将中国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其中，涉及企业家部分的应该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对于他们，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毛泽东的分析作为一家之言。但是我们也必须辩证地设身处地的“穿越历史”去看待和分析问题。毛泽东的分析是一家之言，但确实是大家之言。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的生存，也就是说社会的基本的公平和公正才是最大的问题，而社会的发展则居于次要的问题。不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资产阶级们是如何地“冤枉”，毛泽东必须将他们列入革命的对象至少是怀疑的行列。
       中国的企业家的确生不逢时。他们在资金上、技术上、设备上、管理模式上都必须学习、依赖以至于“附庸”帝国主义。而这种学习、依赖以至于“附庸”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不是“良性”而是“恶性”的。在此情况下，一切的理性都被排斥，一切都处在了民族情感的火药桶上。否则，就是全民族的公敌!
       当今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企业家的认知也理性得多了包容得多了。企业家是当代经济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层面的相对贫困或者心理上的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而且这一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大众对财富对富人对企业家的态度仍然在“羡慕忌妒恨”中恶性循环。
       以往社会大众要求的是最简单的生存条件，最低的温饱需求，起码的人身自由和自尊需要，耕者有其田，小富即可安。而现在，人们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之后，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便无比显现。媒体的发达和信息的畅通，使各种生态状况“全裸”于世。于是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变得浮躁起来，甚至喜儿要满心欢喜哭着喊着求着要嫁黄世仁了。嫁了黄世仁或什么首富，起码有200多辆豪车来迎亲，多风光哪!哪怕接下来只有15个月的婚姻也得分得三个亿的资产，足够自己几辈子生活了！嫁不了怎么办？恨吧骂吧闹事吧，吃不着葡萄吐口酸水总是可以的吧？
       这样，如何维护理性和基本的正义便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问题。
       一些企业家在致富前后的“为富不仁”无疑加剧了这一矛盾和问题的激化。30多年来，广大的企业家们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勇敢、智慧、勤劳而获取财富，但极少数的确实有或多或少的“原罪”：
       他们有的是靠侵占集体资产、贱买国有资产、骗取国家贷款起家的，有的靠的是对员工的“血汗”管理残酷剥削赚钱的，甚至有的大发“国灾财”“昧心钱”：四川抗震的衣被可以是“黑心”的；破烂皮鞋可以掺在药胶囊和酸奶里吃，奶粉里可以加三聚氢胺变成毒奶粉，而鲜牛奶根本就是老奶牛靠激素“催”出的；白酒中可以加工业酒精，而葡萄酒里也根本就没有葡萄只是红水加点人工蛋白素而已；食醋中可以加醋精勾兑，可口可乐可以加氯水“消毒”；馒头可以“漂白”，而月饼馅则根本就是过期的；钢材可以拉细变长甚至用桔杆代替，水泥可以不管标号而完全用废渣取代；鸡蛋可以是人造的，鸭蛋可以是（苏丹）红心的，猪肉可以是“健美”的，饮用水可以是黑色的……更有近年来的恶性拆迁：有把人直接用推土机“推”掉的，有把人直接埋了的，有半夜三更戴着面罩打砸抢的，有逼得住户自焚、跳楼和引爆燃气的……
近年来，一些富豪或是其子女的“炫富”事件，更是激起了社会大众的反感情绪。有的老板或其子女结婚要几十上百辆豪车接亲，有的酒驾惹祸之后高叫“我有钱”，有的妻妾成群还要再娶，有的要买处100名少女采阴补阳……企业家的这些不良行为，无疑一次次地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经，激起强烈愤慨。
       这些，都是企业家创业与发展环境中不和谐的音符。
       愿景·坚信市场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有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市场的前景是无限的。
       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社会，也是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中间呈过渡状，而下层很大的社会结构。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正处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转型期。 但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通过“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令人惊讶，它反映的社会结构呈现的却是“倒丁字形”，即约有64.7%的人处在分值非常低的位置上，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换言之，我国的社会结构是非常不稳定不理想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国际上关于社会贫富问题有个基尼系数指标，当这个系数高于0.4以上是非常危险的。而有专家指出我们已经达到0.55了!造成这一状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产阶级的数量太少。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企业家的数量太少。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根本上是得益于市场作用的巨大发挥。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先是姓资姓社的问题，然后是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今天则是国企和民企的进退问题。三十年的改革之中，民营企业贡献巨大。但现在获得的“北京共识”、“中国共识”、“中国模式”当中，却是国有企业成为了主要因素。尤其是近年来的国进民退，使民营企业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有一种意识在作怪，即宪法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就是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就成了国家政权的基柱。但现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是靠国家垄断政策来经营的，体制僵化、效率低下、活力尽失。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荒唐意识，社会主义国家不见得非得要靠所谓的国有企业来支撑。不管它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只要能照章纳税，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它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它的领导者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就可以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支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讲到，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是“政经分离”。惟有此，企业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企业家也才不会被戴上各种“帽子”，都会统一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一党领导全民民主的大背景下，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因此，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仍然可以实现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发展的多元化，民营企业应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话讲的是政治层面的话，我们同样可以在市场中为其找到最合理的经济注解。现代的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商人”都是“买卖人”。而买卖是最讲究平等的，革命军人“三大经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平买平卖不许称霸道”。买卖平等，就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平等、自愿的。而只有自由的人才是平等、自愿的人，而只有平等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要求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论、自由地交易、自由地创业、自由地拥有产权，最后成为自由的企业家。不像现在，尽管有微博了，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不敢想，许多话不让说，许多业务范围不能“准入”，你从银行得不到贷款可你要从民间贷款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集资诈骗”，就要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就要被判死刑!美国人为什么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就是因为在美国人是最自由的，没有一条法律可以限制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毛泽东同志讲的政治的上民主，就是人们经济上的自由。人们只有经济上自由了，市场才会繁荣。市场繁荣了，民众才会富裕。民众富裕了，国家才会强大。民富国强了，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模仿和参照是人类的基本技能，在我国尤其如此。近代我们参照日本，现在我们参照美国。那么我们现在就参照对比一下美国，看看我们的差距吧。
       请看下面中美两国企业家状况比较简图：

转载文章须注明出处或经过授权，否则追责！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企业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