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珀观点】对屠呦呦获奖的“执拗”思考

      按：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0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登上了全球科学界最高领奖台------诺贝尔奖领奖台。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和祝贺！但是，笔者还是要执拗地搬出2011年写就的一篇评论，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对一个事物多一个视角，或许就会多一个结论，以便我们将来的选项更明智。

       中国81岁的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准诺贝尔奖－－美国拉斯克奖。她去美国领奖，全国人民都觉得扬眉吐气，都向她表示由衷的祝贺，我也同样如此。但仔细看看她获奖的新闻，觉得有诸多思考之处。同时，也有一些爱思考的人提出了“对屠呦呦获奖应该有怎样的反思”，提出了要在重视科研团队力量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人作用的见解。集体和个体的矛盾关系，永远是我们扯不清的问题，结果却让美国人扯清了。要不然，屠呦呦早就应该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科学技术特等奖了。但笔者拙见，还应该有再反思的地方。
       首先，看看屠呦呦们进行青蒿素研究的时机或者动机。
       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挽救了深受虐疾折磨之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人性贡献和历史意义是无比巨大的。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或者说完全是歪打正着。屠呦呦研究的真正起因是，当时正值美越战争期间，地处亚热带的越南战场虐疾盛行，双方参战人员都苦不堪言。美国进行着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筹莫展。而越南根本没有什么科研力量，便向“兄弟加同志般”的中国人民求救。那是1967年，我国正值“文革”，一派动乱，百业俱废。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下令，组织全国60多个单位最顶尖的500余位医学科学家集体攻关。这是一个军事绝密项目，代号“523项目”。1969年1月，时年39岁的屠呦呦加入这了团队，并在其中发挥了组织、领导和独特的科技带头作用。直到1984年，在历时15年之后，终获成功。屠呦呦功莫大焉！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此时我们国家没有病疾顽症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需要科研攻关么？我们为什么要组织我们自己有限的顶尖的力量为别人攻关呢？别的且不说，我们起码知道，在建国初期乃至“文革”时期，有两大顽疾让中国人民受尽折磨甚至丢失生命。这两大顽疾一个是脑膜炎，一个是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及大规模的战争，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笔者注：大约420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我国曾于1938年、1949年、1959年、1967年和1977年先后发生5次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其中以1967年春季（正是“523项目”启动之时）最为严重，发病率高达403/10万，病死率为5.49%（笔者注：据资料统计，当时全国有76000万人。如此推算，死亡人数应该在16万人左右），流行范围波及全国城乡。仅“文革”初期的1967-1968年，广东大埔县的湖寮、大麻、英雅、茶阳等地就发生严重的流行性脑脊髓炎（简称“流脑”）疫情，发病3400多例，死亡250多人（据1991年版《大埔县志》）；当时的广东省惠丰县全县发生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病人共1529例，死亡118人。　
　　至于血吸虫病，则更是危害深重。血吸虫肆虐之处，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受到威胁，“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塚累累”，甚至毛泽东同志也因此写出了“青山绿水枉自多，华陀难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诗句。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非常重视的，各种疫情的防止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笔者想说的是，绝对没有像对待越南人求援的虐疾病防治那样集中全国顶尖科研力量以绝密的军事高度来进行攻关，更没有取得如此彻底的效果。关于脑膜炎，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1978年的样子，可我们根本没有防治的疫苗，只有靠吃蒜这一最原始也是最无效的方法，老师每天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闻我们这些学生们吃蒜没有。要知道，她让每个学生往她脸上哈气也是冒着被疾病感染的风险的。我的一个同学的只有十一二岁的姐姐就是得脑膜炎去世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给她钉了一个鲜红的小棺材，她穿着一身红衣服，在全家人的号啕声中走了！
       至于血吸虫病，甚至到今天，在南方的某些地区也是时有发生。
　　将屠呦呦的成就与我们这两大疾病的防治作对比，难道不是一大讽刺么？！
　　说现在屠呦呦们的成果是挽救了数百万发展中国家人的生命。可是，就笔者上面的推算，我们死于相关疾病的人数应该早已超过这个人数了！难道国人的生命不值钱么？！
　　更为讽刺的是，当时我们援助的是“兄弟加同志”的越南人民军。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挽救了大量的越南军人的生命。但更为可怕的是，正是这些被屠呦呦们挽救的生命，在短短12年后，他们居然发起对中国的进攻。用被我们挽救的越南军人的生命、用我们支援他们的枪炮和粮食再打我们中国人！即使今天，我们这些越南“兄弟”仍在南海与我们“叫板”－－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傍着美国、印度和日本等“款爷”！
　　面对这样的结果，再面对自己的奖杯，屠呦呦们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我们不是狭獈的民族主义者，我们有非常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特别是当我们知道青蒿素仍在挽救着广大非洲国家人民的生命的时候，自然是无比的高兴。但是，当我们面对以怨报德的小人时，当我们以自己丧失大量的人民健康乃至生命换来以怨报德的结局时，个中况味，实在耐人咀嚼。
　　屠呦呦获奖了，值得庆贺。但她已经81岁了！她的高寿获奖，一方面说明科研的不易，需要时间，需要毅力，需要坚持，久久为功；但也说明我们对科学研究的“迟钝”。要知道，早在1984年她的成果就已经定性，那时候那是多大呢？仅仅才54岁，同样可以说是年富力强的中年科学家。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表彰她呢？如果那个时候就表彰她，或者说我们及早对年轻的科学家进行表彰，那么对她本人的意义对整个科技界和全社会的意义，恐怕就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见到的各类科技奖的获得者往往是年高体弱的垂垂老者－－革命不分先后，科技没有年龄，我们对老科学家获奖没有任何的异议－－我们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科学家获得，那才是我们的希望！
　　中国人是讲究孝悌的，长幼有序、尊卑分明、论资排辈早已深入人心。于是，对于年轻人或者是对于体制之外的工作者，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往往是“吝啬”的。在他的姓氏面前加个“小”字或者不称其先生直接称其“后生”，即使你在某个领域有些特长，顶多称呼你什么“手”什么“人”之类。你要想被称个“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欺君罔上”“篡党夺权”。据说现在的著名艺人谭盾（看，我们还是称他为“人”而不是“家”），当初在国内时，想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个“艺术家”不被批准，想参加一些国内比赛都不被批准。最后没办法，他只有自费到英国参加，才拿了个什么奖－－他的这点经历与屠呦呦多少有些类似。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科学家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只有那样，我们才有希望。
　　屠呦呦巨大的贡献，首先是在国外被认可，而没有首先站在人民大会堂全国科技奖的领奖台上，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一个可能不太容易说清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全国人民尤其是孩子们认识、领会和学习屠呦呦们这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并在全国蔚然成风。
这一要求可以说几乎是空想，是痴人说梦，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我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远远不及西方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会想到万有引力，而我们中国的孩子看到苹果如果能像孔融般“让人”，就是好孩子了；而在今天，对于广大独生子女来说，这一最低的要求恐怕也是较难的了；爱迪生看到母鸡孵小鸡竟然亲自去“抱窝”被传为佳话，要在我们中国呢？估计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被耻笑，一是被父母揍。现在整个空气中都是飘浮着各种所谓的文艺“星光”，对孩子们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实在需要重视。我们能否想像让这些科技巨星也上“星光大道”，能否想象让这些科技故事以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占据较多的电视频道，能否想象所谓的“科教频道”不要掺杂非科学的东西？
或许很难。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一个自身没有科技气息的民族，一个总是“师夷长技”模仿别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转载文章须注明出处或经过授权，否则追责！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企业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