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参与。会内会外，党内党外，都在热议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为我们描绘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令人自信和鼓舞。同时，也更加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享受法律保护”，显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此次大会，民企党代表由十六大时的7人、十七大时的17人，增加到34人，“翻了两番”，也显示了民企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但是，笔者以为，民企还应该有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据统计，现在我们有各类民企和私营个体户达900万家，民营企业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GDP增量、60%以上的发明专利、70%以上的就业、80%以上的新产品和90%以上的再就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民企的政治发展空间还是很小，与他们的贡献很不匹配。单就此次民企党代表最多的党代会而言，民企34名党代表只是占全部2270名党代表的1.4%，少得可怜!而贡献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民企(比如在经营效率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国企代表有131人，竟然占到全部代表人数的5.7%，是民企的4倍。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是有某种政治歧视成份的。

        十八大代表、著名民企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最近因状告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声名大震。其实，在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他要从政的说法，还有相应的领导予以佐证。但是，在十八大期间的记者会上，对他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说法说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和“空穴来风”固然不对，但我们其实也是对梁稳根从政愿意乐观其成的。他的“落选”当然也反映民企的政治发展空间的局限。

        另外，在报告中，仍然没有把创业提到最先的位置，仍然是处于就业之后的。在报告中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优先于创业仿佛也成了天然的“政治”秩序。我们经常把就业视为一大政治任务，把就业率作为一个政府和官员的政绩指标，但始终没有把“创业”置于应有的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贡献决定政治地位。既然民企与国企在市场中是平等的主体，既然他们要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既然要求民企与国企有同样的贡献，甚至在一些方面民企已经大于国企，我们就有必要给民企与国企同等的政治地位，给他们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仍然说各种“政治”代表的名额分配。不仅仅是全国党代会，同样的在各级地方党代会上；不仅仅是党代会，同样的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上，都要给民企以更多的名额，起码与国企同等。

        要构建民企“从政”的正常渠道。既然荣毅仁同志能“脱产”当“专职”的国家副主席，包括梁稳根在内的民企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为什么就不能“脱产”进入各级党组织、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和各级政府、拥有各种相应的“实职”“实权”呢？毕竟，“现在政府里最缺乏这种有大企业管理经验的领导人”。打通这个渠道，民企们将有更大的政治自信，就能在各地各级企业和经济规划、企业管理和发展方面发挥“余热”，也能相应地维护民企的合法权益。同时，“商而优则仕”，也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减轻政府的就业责任和压力。当然了，不是说民营企业家“从政”没有风险和弊端，但那是两码事，况且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给民企以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最根本地，就是要排除姓“资”姓“社”的左倾思维，将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平等看待，他们都是国民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群众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