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们从《企业家百年档案》学什么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面貌。虽然发生了许多问题，但是瑕不掩瑜，有人想否定改革的成果，那是徒劳的。中国成果有目共睹，全世界都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许多穷国，他们可向中国学些什么？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好总结。
        现在这本《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1912-2011）》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中国在过去百年的进步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是一切变革的基础，而企业家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总结企业家的经验可以见微知著，帮助我们理出发展的头绪。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财富的创造。过去大家都以为只是工人农民创造了财富，其他各种人都靠他们养活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其过时、非常误导的理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财富是三项要素创造的，这三项要素是劳动（工人、农民和一切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资本，资源。而将这三项要素组合起来的是企业家。我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充分说明这个理论是对的。改革前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能够创造财富，所以号召大家都去劳动，上山下乡，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可是越“劳动”越穷，连饭都吃不上了。改革后大家都讲赚钱，不管是所谓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只要能赚钱就行。结果财富极大地增加。其中企业家所起的作用是尽可能最好地组合这些要素，使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这一工作不是工人农民干的，是企业家干的。要素组合得是否合理，生产的产品是否市场所需要的，这是财富创造的关键问题。所以改革后还是这些中国人在劳动，但是创造的财富成十倍地增加了。
       过去我们不懂企业家的作用，不知道要素组合的重要性。还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这一错误观念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进步。不论古今中外，这个错误想法自古就有，后来马克思把它推向极端，坚持生产劳动生产财富的观念，完全忽视了企业家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甚至要打到企业家，消灭企业家。我国改革以前就是执行了这样一条路线，结果吃了大亏。改革后大家赚钱致富的愿望冲破了传统的错误观念，企业家在市场制度的框架中，自己致富，也帮助了别人致富。
       改变对企业家的看法，第一人是亚当•斯密。他破天荒地提出，企业赚钱对社会有利，于是自利才有了正当性。经济发展的根本原理就是利人利己，自己赚钱的同时也为别人服务。传统认为自利必定有害的看法纠正起来特别困难，至今这种看法还有相当的市场。连企业家自己也往往以为赚钱是对不起社会的事，所以要“回报”社会。亚当•斯密以后二百年的今天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进步。这个进步是发现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也帮别人赚钱，或者改善了别人的物质生活。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必有另外一些人也获得差不多一百万。企业家赚钱不是剥削了社会，相反，他还为社会创造了另外的一百万。
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市场中一切买卖都是双赢的，因为都是双方同意的。既然双方同意，必定对双方有利。双方都有利，必定有净的利益发生。习惯上都认为社会上慈善家最伟大，因为他们用自己的钱帮助别人，他们是损己利人。但是从财富创造的观点来看企业家帮助别人生财，连自己也一起生了财，岂不更好？纯粹从财富生产的观点看企业家比慈善家更伟大。中国改革成功不是靠慈善家，而是靠企业家。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彼此做慈善，主要靠财富的生产，其中企业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既然企业家如此重要，社会就应该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可是就这一点来讲，人类社会是非常不幸的，自古以来没有善待过企业家。相反倒是处处设置难题，和他们过不去。中国外国都差不多。秦始皇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把他们的生路给断了；汉武帝颁布《告缗令》，对富豪实施高额所得税，以充实国库；一直到共产党解放全国，分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对资本家实行限制和公私合营。打倒全部富人――那时候的富人主要是企业家――结果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经济倒退到民不聊生。改革后允许百姓致富，企业家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经济很快跟着得到发展。但是困难还是很多。他们的人身不大能得到安全，财产不大有保障。有黑社会的侵犯，更有强势政府的侵犯，司法不够公正，更谈不上政府的友好服务、合理的税收和权益的保护。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企业家的功能，他们是社会中财富创造的主要角色。他们值得同情，需要保护。对他们的侵犯最后对社会不利，但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仇富心理很难纠正。
         在外国如何对待企业家也经历了重大变化。一百年以前第一流的人才是做神学，做政治家，而不屑于做企业家。认为赚钱是下等人的工作。但是近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