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档案】孙大午：草莽英雄创业落幕

        孙大午简介：孙大午，男，1954年6月出生，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人，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监事长。大午集团曾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全球第七大蛋鸡育种企业，孙大午也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养鸡状元”。2003年5月，孙大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021年7月28日，孙大午因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孙大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和著名企业家，他的故事已经连续记录在《中国企业家档案（1978-2008）》、《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1912-2012）》和《中国企业家档案（2013-2016）》。此前他被誉为“悲壮的农民英雄”“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笔者最后的文章标题是《“英雄”亦是普通人》。没想到，他眼下却面临18年的牢狱之灾。

孙大午的资讯在互联网上非常丰富。对于读者熟悉的，笔者不予赘述。笔者只想讲讲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或者从一些熟悉的事情中作些新的解读。

出生于1954年的孙大午，只读了6年书，算是初中毕业生。再后来参军入伍，据说被提拔为营级干部。转业后进入徐水县农业银行工作，1979-1989呆了10年，也是个中层干部。但是，他却选择了辞职创业。他创业，不仅是自己富，而且要带领全村富。他要成为创富济贫的梁山好汉，要建立独立工业园，要建设桃花源般的“大午城”。

像太多的第一代创业者一样，其最初的压力和动力就是穷。家里兄弟姐妹多，少年生活苦；成家后孩子多，仅靠他一人工资生活困难。孙大午的家乡在保定市徐水县高林乡郞五庄村，据说过去自然条件恶劣，其实是叫“狼窝庄”，日子更苦。“我9岁就去做买卖，十几岁的时候就搞过经营，也偷偷摸摸地搞‘投机倒把’。”9岁的孙大午做的买卖是，去地下赌场里叫卖瓜子和烟卷;十三四岁时，还曾徒步到二百里外的北京倒卖自行车;从部队转业后，与人合伙雇用货车贩猪，赚到了不少钱。1985年，他与妻子秦会茹承包了村里的一块鸟都不拉屎叫“憋闷疙瘩”的几亩地，办起了一个有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1989年他辞职回家，专心创办大午农牧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占地近5000亩，员工9000余人的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早在1995年，他的企业就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全国蛋鸡育种龙头企业，孙大午也被河北省政府授予“养鸡状元”和选举为保定市人大代表，已经是响当当的著名农民企业家了。

孙大午具有水浒式的梁山好汉般的个性，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他为人倔强，用他老婆刘会茹的话就是“逮住蛤蟆都要攥出尿来”。胆大，办企业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过”。凡事讲求独立甚至鲁莽和专断，做生意直中取绝不曲中求。他的企业由养殖场到公司再到工业园区，园区的名称竟然是“大午独立工业园”。他与当地工商、税务、银行、土地、公安等各部门也都是“直来直去”，曾经与税务部门有一笔138万元的税务官司，后来罚款降到17万元，他仍然不买账。就是在因涉嫌1.8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抓时，他在法庭竟咆哮：“你们好大胆子，敢抓我？敢审我？！”

用当地领导的话说，孙大午“午”字出“头”，“牛”了！

孙大午的“牛”，绝非只是因为他创业的成功，更多地在于他在企业之外的“公知”形象的树立和对媒体的过度运用甚至炒作。孙大午长在农村，对“三农”问题了解和研究很有见地，被聘为北京多所高校的农民问题高级研究员。2003年3-4月，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解读三农问题”，非常火爆。

其实，对于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当地政府也一直是“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的。而且大午集团的利润是相当大的，要不然，仅仅10余年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发展？当然了，在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孙大午个人条件下，鼓励和支持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而引导本身就有监管的成分，就有扯袖子提醒和告诫的意思，最起码总体上你不能违背当时的法律法规的限制。遗憾的是，倔强鲁莽甚至专断的孙大午，当时正处于舆论的“沸点”，根本意识不到这点。

2003年孙大午因非法集资被捕，舆论哗然，也引起了河北省和中央领导的关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任中国儒学会长的谷牧给最高领导写信，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也亲自过问此事。在领导、媒体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和“保护”下，“判三缓四”应该说是较轻的结果。孙大午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县城鸿雁大酒店以“鸿门宴”的方式诱捕的。11月4日，孙大午被释放第3天，县委书记率县长、县政法委书记、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公安局局长、县人行行长等一干人宴请孙大午。县委书记说：“……大午，给你提三点希望：第一点，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次对你的诉讼；第二点，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这些人和单位，今天告你的人、抓你的人、批捕你的人、判你的人都来了……第三，希望你回来以后继续把企业搞好，少接触媒体。你接触媒体，你说你有罪，个人形象不好；你说你无罪，政府形象不好。”

但孙大午没有把领导的告诫放在心上。其实，领导对他的告诫也不是这一次。1998年12月14目,孙大午应邀与保定市领导去北京参加国家内贸局召开的“开拓农村部研讨班”。当时参会人员主要来自三个城市:山东潍坊、四川绵阳、河北保定，大多是副县、副市级的干部,来自企业的只有几个人。会议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国务院领导让各基层的乡镇长先发言。孙大午很“珍惜”这次机会,他通过递条子,说明自己来自农村,了解农村情况要求发言。他讲了很长时间和很多问题，最后他说，“现在国家统计数字水分很大。”领导插话：“有多大水分？”他说：“拦腰砍一刀还有水分。比如报纸上说河北省蛋鸡存栏量5亿只，我是河北省养鸡状元……河北省总共也就是2亿只……”从中南海出来的时候,那位同行的领导问他: “孙大午,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他回答:“是。” 领导说;“你也是最后一次。” 孙大午“回敬”道：“是你们请我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也不止是领导，对于朋友的告诫孙大午不仅毫不理会，而且还会发展成无厘头之争。2005年的“鞋套事件”，就让人哭笑不得。现在在城市里做客有进屋换鞋的习惯，本来无所谓对错，但孙大午看来这是对他的污辱！11月27日,时任蒙牛集团高级顾问的李汶香在北京亦庄的“菜茵河畔”小区家里接待孙大午，孙大午面对给他准备的拖鞋，就这样调侃：“大姐，你让我套鞋是不是怕我带来禽流感？”之后在饭店吃饭时，孙大午却坚持认为“让客人套鞋套就是对客人的侮辱！”李汶香反复解释,北京家家都这样。我们不是歧视你,更不是污辱你，我们潜意识里都没有污辱你的意思。我到别人家也这样,人乡随俗是儒家的精神。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文化的本质就是习惯,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这就是中庸。既然你偏不这样,那我们接受意见,你再来我们可以允许你不套鞋套,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可是后来，孙大午仍然没完没了，此事又争执到网络和报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的合作完全告吹。

对此，笔者也有深刻的体会。2012年，《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1912-2012）》出版并召开第一届论坛。基于孙大午创业成就并出于对他被“判三缓四”的同情，不仅收录了他的事迹，而且还邀请他参加了论坛并作了演讲。他也邀请笔者专程到大午集团参观，并设宴盛情款待。饭后的喝茶交谈，孙大午对该书赞不绝口，还回赠了笔者《风雨孙大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司马英华著）一书，气氛非常融洽。但就是笔者的“以后孙总也应对不同意见要包容”这一句话，竟然被孙大午也说是“污辱他”，当即翻脸吩咐秘书们“看茶”……

作为“公知”的孙大午，不仅对“三农”问题，而且对传统文化中的“仇富”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研究，甚至涉及到土地革命和合作化运动，触及了当下政策的历史根基。有一篇《孙大午对贫农和地主富农的调查》文章，其中写道：

郎五庄村民李文说：“分了李老坎（他是上中农）家的粮食，人们都不要，送回去了。分了地，人们也不要，不去种。只有少数几家人分了地主富农的粮食和布。”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感叹：“斗地主，分粮食，给我家扛去，我还给他送回去，一个线头儿都不要。我们家穷是因为老当家的（公爹）又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现年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道：“我35岁上男人就死了，我一个寡妇拉扯四个孩子，……宁可要饭吃也不分地主的一点东西，不吃救济粮。有一回救济了我三块钱，我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都给汪地主家做活。人家对我们很好，过节给长工们买帽子和毛巾，长工们吃饼子和干白菜，他们都没有我们吃得好。后来斗地主，让我们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尽说地主好，人家把他轰下来不让说了。……“还有地主柳士魁更冤枉，成年也舍不得酱油醋，又没享过地主的福，还帮八路军做事。他家闺女没出阁，有一个八路军被抓住，这个闺女就认下他做‘丈夫’，可后来整得人家多惨，整天扫大街……”

孙大午在企业中极力推行“私企立宪制”。按照这一制度设计，企业财产私有制终身化世袭制，监事会监督权最大。监事会由监事长负责，监事长实行继承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帝王的“诏令”、“谕旨”，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专用词，其它地方均不适用。

2015年2月5日，河北大午集团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孙大午把他两个只有几岁大的孙子安排在了主席台上。台下的选举人发出了笑声。但孙大午很严肃地说：“我的两个孙子在台上，这表明大午集团的产权是清晰的，是孙大午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在监事会。我的子孙一出生就是监事，他们是企业的合法继承人。”

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在主席台上咿咿呀呀对台下众人傲视群雄，这样的场面既熟悉又陌生。

压垮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最后两根稻草”，也就是判决书中最主要的几项罪名（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等等），舆论普遍认为与以下三件事有关：即2015年的“打架事件”和2020年的“6.21事件”和“8.4事件”。

孙大午开始承包“憋闷疙瘩”几亩地办了养殖场。后来企业大了，他要建包括职工家属区、学校、医院、公园和温泉康养基地在内的独立工业园区和大午城，这不仅牵扯到融资，还牵扯到耕地用途变更、地方和国家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不仅牵到当地领导个人改革意识和眼界、当地政府规章，还牵到国家法规条款，给当地政府造成系列难题。当地政府还是顾全大局，积极鼓励和扶持大午集团的发展，企业5000多亩土地变更也给他完成了。但大午集团发展过程中，也“影响”了群众的相关利益，与各方纠纷不断。2015年8月，大午集团修建的“大午路”，因没有通过政府验收，没有纳入公路管理。村民李永臣夫妇等人在路上摆摊做泳衣等生意。14日上午，大午集团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清理发生纠纷，李永臣夫妇躺在路上，致使大午路堵塞四个多小时。徐水区公安局将此定性为“简单”的打架事件。5日，位于河北保定高阳县刑南镇斗洼村的大午集团公司一处梨园被当地村民“抢摘”果子，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对这两件事，大午集团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认为“这是针对大午集团的有预谋、有目的、有组织、有分工的恶性事件，是流氓团伙对大午集团发起的恶毒攻击”，并要求“逮捕堵路肇事者，追究责任！”“反对官商勾结，反对官匪勾结！”“徐水公安局袒护黑恶势力，打击企业，必须承担责任！”对此，大午集团不仅发出了《研讨会启事：如何面对日益恶化的企业生存环境》，召集学者、媒体人到集团开会研讨，期望再次得到舆论的支持与保护。10月14日，大午集团还进行“和平请愿”演练，要挟政府。请愿人员共计1000余人，有五个方队。孙大午、刘会茹夫妇和名誉董事长孙二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兄弟走在第一方队的最前面。

面对孙大午及其企业的偏激行为，当地党委、政府没有一丝压制，反而是强化服务。11月4日下午，徐水区委区政府在大午集团召开政企对接会。徐水区委、区政府中的区委书记、副书记，区长、副区长，区委常委、人大主任、公安局长，区委办、政府办、住建局、发改局、规划局、国土局、农工委、农业局等区直部门领导及高林村镇政府、郎五庄村委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规格之高，创造了当地企业尤其是民企之最！大午集团董事长孙萌、总经理刘平、监事长孙大午、名誉董事长孙二午、副董事长孙志华等作为企业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区长王保辉主持。会上传达了区委区政府关于支持大午集团发展的工作意见，区委区政府已经成立了对接工作领导小组，由区长任组长，区四大班子有关领导任副组长，成员单位由26个相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每月至少要到大午集团进行一次调研，半年召开一次对接会，切实扶持大午集团，帮助企业发展壮大……

国营保定农场租用郞五庄村几百亩地，又将其中的部分土地转租给大午集团；又有人说农场占用村里2000多亩地，争纷遂起。早在2010年国家修建荣乌高速公路占用农场转租给大午集团的土地时，就因补偿问题发生分歧。2020年6月21日和8月4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国营保定农场人员两次因土地确认问题发生冲突，妨害了农场的生产经营。农场报警，徐水区公安介入。dd大午员工暴力抗法，并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随后不久，孙大午等人即被拘捕。

政府法规的修订经常落后于改革发展的步伐，这是事实。但孙大午关注“三农”等问题，既有作为“公知”的成分，更有在商言商为自己企业发展开山铺路架桥的意思，甚至有太多的炒作成分。这样的思想还贯穿于孙大午的系列慈善事例中。孙大午免费培训3000名农民养殖户，既是对这些养殖户的公益帮助，也是在给自己的企业培养潜在客户。如果这种培训是他们企业的单一业务的话，他们还会免费么？2017年7月，大午集团投资6.6亿元的大午医院一期建成，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床位1000张，是集医疗、急救、预防保健、康复、体检、养老、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综合性非盈利医院。孙大午说“建设大午医院的目的不是挣钱”，他提出来“病人进门，医院全责”：一、误诊。误诊率不管多高，都要敢承担责任。只要误诊，就要免收诊疗费，给人家报销车费，并赔偿误工损失；二、医疗事故要承担责任，而且是全责。按国家的实际标准全额甚至加倍赔偿；三、病人进门以后，一切的护理工作医院全都要担起来，不能让家属来陪床，必须全程护理；四、如果患者的病，大午医院看不了，要承担转院的费用，而且转院以后还要跟踪到底。病人转到其他医院，大午医院要跟踪、学习，看收费高不高，不能坑病人；看接诊医院的治疗方案对不对，学习人家的技术；要跟踪到底，了解病人的康复情况。这“四项基本全责”，使大午医院声名鹊起。大午医院确实方便了当地的一些患者，但其目的无非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把医院放在大午集团整体的经营盘子中，再便宜、免费和“全责”，他们也是有赚的。试想，如果大午医院是单一的经营机构，他们还会便宜、免费和“全责”么？如果真的那样，医院能办几天？！他那个大午城也根本不是什么人人平等、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而是凌驾于当地政府的管理之上，他们作为监事会土皇帝“食利”终身世袭传承的封建王国。

再进一步想，如果国家认可民企都推行“私企立宪制”，那民营企业家和他们的家族将会变成什么？如果解放前的土改和解放后的合作社成果统统推翻，整个社会又会怎样？

2021年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案公开宣判：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11万元；孙萌（孙大午大儿子、企业董事长）：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90万元；孙德华（孙大午弟弟）：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1万元；孙志华（孙大午弟弟）：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55万元。另对张平、刘平、许来福、卢志英、靳凤羽、李大红、张艳会、李凤祥、王忠臣、孙福硕、姚旺、马复昌、赵健华、张廷森、纪玮莲、柏雪松等16名企业高管有1-4年半的不同刑期的处罚。对被告单位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罚金3050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447.54万元，责令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退赔非法集资款项人民币10.37亿元。

孙大午1985年开始创业，用了18年的时间在2003年既成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又给自己以“判三缓四”的巨大陷坑；此后又是18年的时间，他一直以监事身份变企业为独立园区，更是给自己及整个家族以18年徒刑巨大陷坑。匪夷所思，令人扼腕；又顺理成章，警示来者。

孙大午以商业利益最大化和构建“独立”王国为目的，以水浒式草莽般的“英雄”方式创业，却以“公知”形象和“桃花源”理想示人，并以此要挟政府和操作舆论。如此草莽，何为创业？草莽创业，岂能成功？又焉能不败？（撰稿/晋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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