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不良思潮，那就是对资本和“资本家”的“反思”和“讨伐”。从对国外资本和资本家，再到对国内资本和“资本家”，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简直是体无完肤。甚至几乎完全否定了党和政府确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也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整个社会思想尤其是年轻人造成极大困扰，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还是要对资本和资本家有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否则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刚刚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个社会的知识层面，无论是领域还是高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资本绝对不是政治概念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的产物，更不是与同样概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对立或者“死对头”的东西。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后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的资金被解放和释放得以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现象。资本是市场经济和经济规律中的必有之物，遵循经济规律就包括利用好资本。资本利用得好，就是顺应经济规律，经济就会比较顺利和快速地发展；反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我们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早已验证了的。经验不可谓不宝贵，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折腾”和“翻烧饼”了。

有资本，必然就有掌握和利用它的人，必然就有“资本家”。同样，“资本家”也绝对不是政治概念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的产物，更不是与同样概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对立或者“死对头”的“一小撮”。资本家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后的必然产物，资本家作用发挥得好，就是顺应经济规律，经济和社会就会比较顺利和快速地发展；反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这同样也是我们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早已验证了的。经验不可谓不宝贵，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再“折腾”和“翻烧饼”了。

不“折腾”和不“翻烧饼”，当然了，笔者说的这是基本的层面，不排除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以保证资本和“资本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地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也就是大量地运用了国外的资本，充分发挥了国外资本家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们在我们小康社会建设中功不可没。当然了，现在我们发展了，有实力有基础和底气了，也发现了他们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怀疑它们作为“前6个烧饼”的作用，更不能全盘否定。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近年来我国还是利用外资最多和外资企业落地最多的国家。不是之一，就是最多。

对我们国内的资本和资本家就更应该客观一些，其中就是指民营企业家。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必须客观公允地认识到，从基本面上来说，他们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和培养，是非常地爱国的。他们对我们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大事记》“前言”中介绍党成立前的社会背景时有这么一段话：“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从而民族资本家，在培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过程中，客观上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功不可没。不仅仅如此，在此后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改革和建设中，他们基本层面上同样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是市场的重要主体，起着促进革命的作用的。这些史料，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及。但在没有转化为社会常识并化为自觉行为之前，笔者仍要不厌其烦地予以引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讲到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的话正是从历史和世界的高度，对企业家的极大褒奖！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中国企业家都是坚强后盾。在辛亥革命中，企业家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功臣”和“革命圣人”。而海外华侨更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许多人都是企业家。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海内外的企业家们也是慷慨解囊，其中许多人加入到党的行列。在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 “延安工业之父”的沈鸿在组织着革命圣地的工业生产。在“国统区”，许多企业家们在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之中。至于像陈嘉庚等海外企业家的资助，更是弥足珍贵。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李烛尘、胡厥文、古耕虞、陈子昂、李康年、卢作孚、王光英、乐松生、董竹君、荣毅仁、霍英东等一大批民族企业家们舍小家为国家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国家拿六七亿元的利息，换取了他们23亿元的资产。

“文革”时期，企业家基本上被消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由于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企业家队伍日益壮大，社会生产又进入大工业和现代化的正常轨道，我们才取得了完全脱贫实现小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

经营企业之外，企业家们秉承儒商优良传统，积极肩负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建设，也是贡献卓越。状元企业家张骞将家乡南通建设成“中国近代第一城”、“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理想的文化城市”；陈嘉庚在家乡创办小学、师范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12所学校，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他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早已全国闻名；还有今天的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西辛庄村等等，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镇拔地而起，与当地企业家们息息相关。还有参与社会慈善事业，2005年以来，我国政府设立了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霍英东、邵逸夫、曹德旺、陈逢干、陈广川、崔根良、党彦宝、丁和木、高德康、古润金、匡俊英、沈小平、孙荫环、许家印、杨受成、朱奕龙、王琳达、陈光标等一串串企业家的名字在慈爱的星空中熠熠闪光。

即使今天在民营经济不占主体的情况下，“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要知道，现在的民营企业吸引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对社会的稳定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呀！民营企业吸收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是不是一种“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体现？沿着这一规律继续下去，“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者”中“自然”又会产生更多的“老板”和“企业家”，他们又要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如此下去，何愁共同富裕不能实现？！

在对待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问题上，我们有三个误区：一是资本家和职工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往我们有一个深刻的观念，那就是劳苦大众创造了世界，是职工养活了资本家。此一时彼一时。在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这一阶级斗争的观点具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在今天，在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都属于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时代，这一观点有不可取了，更不能因此而造成对立和撕裂社会。客观地讲，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究竟谁“养活”和“成就”谁？将军和士兵、指挥和乐手，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的。只是在社会关系中，要注意矛盾的调和罢了。

这里还牵涉一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大家一起穷，所以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现在，贫富差距确实有所扩大，有些地方有些人群中的基尼系数还很高很“危险”。但是，要看到，这一差距，是在大家普遍富起来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成长中的烦恼。对于共同富裕我们也要有正确认识，即它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同等富裕。它是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全体人民群策群力，各显神通，彼此帮助，共同发展。一定的差距是存在的，但这同样也是比较“差”的群体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只要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第二个误区，就是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我们一向倾向于国家资本主义，封建社会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也是这样，现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此次疫情，我们看到了国有企业“服从命令听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现在的混合所有制也好、民营企业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也好，便给人以“国资好于民资”“国企好于民企”的印象。其实，我们的民企对党和政府同样也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也是“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也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们“吸收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的问题。这个事还不够大么？！

第三个误区，就是不能够科学合理的理解和利用资本的逐利本性，以我为中心，为我挣钱牟利的就是好的，挣了我的钱的就是不好的。对于外资，为我所用让我挣了钱就是“亲华”，而来挣我的钱的就是“反华”。对国内的企业家，到国外挣钱回来的就是好的爱国的，而在国外上市在国内发展又给外国股东分红的就是“汉奸、卖国贼”。经济学上没有这样算账的，政治上更不应该如此的“左”倾。

近来针对一些龙头企业的行业垄断的苗头，政府有些调控措施。这本来是纯经济的，政府对国有企业也有调控的，国外资本主义政府对企业也有调控的，很正常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无端的上升到“政治”高度，大搞“资本”与“政权”的对立，甚至一台端午晚会也扯上了这个问题。实在有些无厘头。

现在，对民资和民企确定存在不客观和不公允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前后、上下和口实的反差，也就是前面说的和后面做的、上面说的和下面做的不一样，口惠而实不至。近年来，党和政府制定和出台了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也发表了包括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但地方领导、部门、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仍然是有区别的：贷款难融资难、“涉黑”维权、商刑难辨、国进民退等等，让民营企业家们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严重地束缚了民企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近来关于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审判问题，就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上述的思潮，严重地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和社会情怀，做事“低调”，做人更“低调”，甚至是“夹着尾巴”。这样情形，自然也影响了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影响了国家曾经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想进“体制”“编制”，都想进“央企”“国企”，长此以往，不是又回到40年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