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着，盼望着，春节过了，谷雨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这是四季的春天，是中华民族的春天，也是中国企业家的春天！

按照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和商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经济形态和载体；按照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工业革命和企业家不仅一个非常自然的经济形态和载体，而且更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对企业家的态度，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前景。

中国企业家诞生于列强入侵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中，尽管有极少数的“商人不知亡国恨”，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斗争的前列，付出了极大牺牲和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一堂残缺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历史“课堂”，全社会有必要补上这一课，并将它原原本本地向后代传承让后代继承。事实胜于雄辩，举例说明：

大商人吕不韦。他原来是个木材商人，是他帮助异人当了秦国太子并与赵姬有了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我们姑且先不用说当初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异人的动机与目的，也不说他当了秦国国相之后的祸害朝政，至少有一个基本点是肯定的，即没有吕不韦，异人在秦国就不能继位，也就没有秦王嬴政和秦始皇，之后就更没有秦国统一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基本面。吕不韦还主编了《吕氏春秋》，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先秦典籍。这些，都可以说是彪炳史册了。这样，我们说吕不韦是社会前进中的促进力量没错吧。

民商之父张謇。张謇这个时期已经过了英国工业革命了，外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其实他本人也算是资产阶级了----他的企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了，可以用企业家的称谓了。张謇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深刻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商”，毅然“舍身喂虎”，弃官从企。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创办了大生企业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创建股份制企业，“魁星”牌棉纱畅销市场。随着企业的发展，他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种棉花，开办油厂、面粉厂、冶（铁）厂、蚕桑染织公司、水利公司、轮船公司等等，成了当时少有的财团之一，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的泰斗；他凭一企之力，极力进行家乡南通的现代化改造，他办工厂，开学校，办演剧院，建立图书馆、气象站、博物馆，他促进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将南通建成了“人间天堂”；他积极参与社会改造，领导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见证了武昌起义的火光，并为清宣统皇帝草拟了退位诏书，后期还当了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他致富亿万，但他的平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他最后得以寿终正寝，简朴的陪葬品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和一束胎发。

可以说，张謇在促进中国社会由封建向共和、由农业向商业、由原始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此时，昏庸的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竟然听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杀光洋人”的说辞，冒然对十一国列强宣战！对于这场胜负明显或者对中华民族有灭顶之灾的战争，李鸿章看得最清楚，他说：“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因此，他号召东南十一省与列强“互保”，而民商之父张謇和官商之父盛宣怀就是积极的推动者。东南互保避免了河北、山东之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富庶之地陷入八国联军的攻打，为庚子国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保存了“最后一块银元”。

辛亥革命中，企业家张静江甘当“现代吕不韦”和“赞助革命第一人”，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功臣”和“革命圣人”。而海外华侨更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许多人都是企业家。

抗日战争。抗战是全民族的，企业家功不可没。陈嘉庚在南洋募集大量捐款，相当于1944年全国的国防费用。他还组织司机、修理工等技工回国参战，并提出了“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荣氏家族荣宗敬和荣德生等老前辈，坚决不把厂子留给日本人，还捐赠大量钱物支援抗战；重庆民生轮船运输公司创始人，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中国运输业不能忘记的卢作孚，“梦寐不忘国难”，不仅自沉船只于长江航道阻挡日军进军重庆，更是组织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保全了抗战最后的力量；“延安边区工业之父”沈鸿，没有他，延安就难以组织起必须的工业体系，中国抗战就没有坚固的后方。还有刘鸿生、胡厥文、范旭东、王光英、胡子昂、竺梅先等等企业家。即便如杜月笙、虞洽卿等“流氓”企业家，面对日寇，他们的人生仿佛也切换了系统模式，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响应政府号召沉船长江，“输财报国”，暗杀大汉奸傅宗耀、张啸林……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李烛尘、胡厥文、古耕虞、陈子昂、李康年、卢作孚、王光英、乐松生、董竹君、荣毅仁、霍英东等一大批民族企业家们(他们中许多人就是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国家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当时国家拿六七亿元的利息，换取了他们23亿元的资产。没有他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顺利完成，我国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就不可能建立。

改革开放，企业家的功绩更是耀眼辉煌。没有他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千秋伟业就没有第一笔“启动资金”。随后，乡镇企业家以及民营企业家异军突起，成了改革开放最丰硕的成果之一。截至201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户，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这些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否成功。

但是，曾几何时，企业家（商人）这个群体却长期成为传统文化蔑视的对象，成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甚至一度从制度和肉体上处于“绝种”的边缘。当然了，违背了经济和历史的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惩罚，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的状态，甚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需要企业家阶层，创业呼吁企业家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他们！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企业家阶层终于有了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终于从被鄙视被革命被专政的对象，逐渐上升为被尊重甚至被热捧的人群。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更是从政治层面从根本上肯定了企业家的革命性的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家的全面发展营造了法治环境、市场和社会氛围。

2017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2018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18]1号文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审判机关，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这样以来，从政治到法治，从顶层设计到实际操作，中国企业家的创业土壤将会越来越肥沃，竞争将会越来越公平，环境将会越来越和谐，发展将会越来越顺利，前景将会越来越光明！

2018年的春节，是中国传统农历戊戌狗年。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人们或许已经淡忘的戊戌变法120周年。我们实在不知道祖先是如何从众多动物中选择其中的12种来确定属相的，但我们知道，狗这种动物是正直、忠诚、勇敢、韧性的代表。其实，当年的戊戌变法也好，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好，都需要狗的这些精神。“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胆肝两昆仑”。环境变好了，但像谭嗣同这样改革的精神还是需要的。现在环境的好转是这般精神努力的结果；将来前景的美好，更需要这种精神的继续弘扬！

中国企业家的春天终于来了！让我们热情讴歌这个春天吧，它将展现给我们明媚的春光；让我们用力拥抱这个春天吧，它将带给我们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