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观点】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兼与周新城教授《消灭私有制》探讨

为企业家正名，是中国史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了，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一是觉得命题太大，难以驾驭；二来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有百余年了，需要更多实践的支撑，不差这几年。但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周新诚教授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消灭私有制》在《求是》杂志旗下《旗帜》杂志刊发，在私有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业者中引起一阵恐慌。是时候了该说说这个话题了，要不然恐怕天下大乱！

私有制与企业家有什么关系呢？任何生产关系中，所有制都是前提。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企业家，都有公有、私有的问题。公有企业家即国有企业家，在周教授的文章中是要力保的；而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业者，即私有者，“最终”是要消灭的。所以，阅读他的文章，私有者自然要恐慌了。

不过，周教授的文章不值一驳的。马克思说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说在要在当下的中国不顾实际不着边际地立即消灭私有制。好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地尽量完美地走完人生路程一样。不要因为要死就不活了，也不要因为终极要消灭它干脆现在就灭了它。

我们这里只探讨当下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古代的，商人吕不韦可以当秦国的相国；外国的，企业家川普能当美国总统，先不去管他。

一、企业家是一种温和的人，一般来说知识水平也较低，也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夹缝中生存的一种职业。

企业家一词是外来语和舶来品，是指企业的拥有和经营者，宽泛地说也包括不拥有但专职企业经营者。企业家应该属于商人的范畴，而商人历来是一种温和的职业，也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夹缝中生存的一种职业。

商人一词来自于遥远的商朝。当时的商朝被周朝灭亡后，商裔在周朝没有立锥之地，更无力再抗争取得土地，只好漂泊各地做买卖。于是，这样的人便被称为商人，他们做的活计和事业就被称作商业。买卖人一开始就是逃避战争和暴力的，他们是温和的。

商场规则只有在温和或者和平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建立和有意义。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进程，它本身就是与暴力相抵触的，所谓和气生财。所以，在以阶级斗争和暴力战争的“革命”中，甚至国家机器面前，他们的利益和力量是软弱的，是滞后的，是有摇摆性的。所以，正当的商业利润和财富从来不会从掠夺中来，只能通过辛勤的长期劳作、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而来，当然也包括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雇工的“剥削”。特别是当他们有了一定财产、利益的时候，难免患得患失，前怕狼后怕虎。这些，都成了商场的基本规则甚至商人的本性。

以往没有专门的商业学科，更没有后来的企业管理学科。所以，长期以来商人和企业家往往是靠自己的天赋、勤奋而取得经验。即使现在，许多人早早（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毕业或肄业）就学徒创业，少有上学机会，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属于知识阶层，起码不是高知阶层；虽然说商场如战场，但由于职业环境所限，他们断不至于像军人或谋士一样将《孙子兵法》等学全学深学透，更不能娴熟运用。纵然有些计谋，但在远不如政客和军人老谋深算或稳准狠。

这样，无论是相对于战争中的军人、和平社会的官府、他们的雇工以至于光脚的无产者，企业家们（商人们）都是软弱的一方。社会对他们的利用和使用、历史对他们的评价，也像是揉面团一样，要花得花，要兽得兽，商人（企业家）几无“回手”之力。

二、企业家在从来的社会前进中都是促进的力量。

但是，纵然是温和和软弱的商人，在社会发展与前进中，从来都是促进的力量。说这话，基本上没有感性的成分，因为商业的出现与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前进的表现。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大商人吕不韦。文首还说“不管他”呢，呵呵。我们姑且先不用说当初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异人的动机与目的，也不说他当了秦国国相之后的祸害朝政，至少有一个基本点是肯定的，即没有吕不韦，异人在秦国就不能继位，也就没有秦王嬴政和秦始皇，之后就更没有秦国统一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基本面。吕不韦还主编了《吕氏春秋》，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先秦典籍。这些，都可以说是彪炳史册了。这样，我们说吕不韦是社会前进中的促进力量没错吧。

民商之父张謇。张謇这个时期就可以用企业家的称谓了。张謇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深刻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商”，毅然“舍身喂虎”，弃官从企。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创办了大生企业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创建股份制企业，“魁星”牌棉纱畅销市场。随着企业的发展，他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种棉花，开办油厂、面粉厂、冶（铁）厂、蚕桑染织公司、水利公司、轮船公司等等，成了当时少有的财团之一，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的泰斗；他凭一企之力，极力进行家乡南通的现代化改造，他办工厂，开学校，办演剧院，建立图书馆、气象站、博物馆，他促进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将南通建成了人间天堂；他积极参与社会改造，领导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见证了武昌起义的火光，并为清宣统皇帝草拟了退位诏书，后期还当了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他致富亿万，但他的平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他最后得以寿终正寝，简朴的陪葬品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和一束胎发。

可以说，张謇在促进中国社会由封建向共和、由农业向商业、由原始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东南互保。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和帝国列强的疯狂侵略。此时，昏庸的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竟然听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杀光洋人”的说辞，冒然对十一国列强宣战！对于这场胜负明显或者对中华民族有灭顶之灾的战争，李鸿章看得最清楚，他说：“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因此，他号召东南十一省与列强“互保”，而民商之父张謇和官商之父盛宣怀就是积极的推动者。东南互保避免了河北、山东之外全国绝大部分尤其是东南富庶之地陷入八国联军的攻打，为庚子国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保存了“最后一块银元”。

辛亥革命中，企业家张静江甘当“现代吕不韦”和“赞助革命第一人”，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功臣”和“革命圣人”。而海外华侨更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许多人都是企业家。

抗日战争。抗战是全民族的，企业家功不可没。陈嘉庚在南洋募集大量捐款，相当于1944年全国的国防费用。他还组织司机、修理工等技工回国参战，并提出了“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荣氏家族荣宗敬和荣德生等老前辈，坚决不把厂子留给日本人，还捐赠大量钱物支援抗战；重庆民生轮船运输公司创始人，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中国运输业不能忘记的卢作孚，“梦寐不忘国难”，不仅自沉船只于长江航道阻挡日军进军重庆，更是组织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保全了抗战最后的力量；“延安边区工业之父”沈鸿，没有他，延安就难以组织起必须的工业体系，中国抗战就没有坚固的后方。还有刘鸿生、胡厥文、范旭东、王光英、胡子昂、竺梅先等等企业家。即便如杜月笙、虞洽卿等“流氓”企业家，面对日寇，他们的人生仿佛也切换了系统模式，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响应政府号召沉船长江，“输财报国”，暗杀大汉奸傅宗耀、张啸林……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精神正是我们全社会应该“弥补”的一堂珍贵的抗战历史课！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李烛尘、胡厥文、古耕虞、陈子昂、李康年、卢作孚、王光英、乐松生、董竹君、荣毅仁、霍英东等一大批民族企业家们(他们中许多人就是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国家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国家拿六七亿元的利息，换取了他们23亿元的资产。没有他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顺利完成，我国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就不可能建立。卢作孚等更是无偿地把企业捐献给社会。由于在实际工作执行政策的偏差，他受屈自杀，但在遗书中依然毫无怨言。

改革开放，企业家的功绩更是耀眼辉煌。没有他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千秋伟业就没有第一笔“启动资金”。随后，乡镇企业家以及民营企业家异军突起，成了改革开放最丰硕的成果之一。截至201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户，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这些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否成功。

三、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过去的许多理论学说是有偏差的，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对企业家是很不公正的。

现在的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而民营企业起码是填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砖瓦木料，没有民营企业，大厦就可是跑风漏雨，就可能没有门窗口料，里面的许多人就可能忍受冻馁之苦。长期跑风漏雨虫吓鼠咬，顶梁柱也会受到侵蚀，大厦也会倾斜，甚至垮掉。

过去了一百多年里，我们国家经历了穷过了、苦过了、受尽欺侮了，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庚子事变，使我们陷入了被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我们一路从苦难走来，曾经的有价值的变法、思潮和运动是不该忘记的。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1300名举子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公车上书，痛心疾首，肝肠寸断。他们在变法中提出的“启迪民智，开放言路”“工商立国，富国养民，鼓励民办企业，保护商务”“学习西方，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编练新军”的主张，许多都是我们今天正在照着做的而且实践成果丰硕；明年还将是五四运动80周年，他们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以及坚定的反帝封建的主张，更是直接催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乃至新中国的建立。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实践到今天，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今天的企业家们----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家，已经与他们的“老祖宗”----封建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已经成为现代化大生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的一大部分先进分子已经成为领导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企业和员工，艰苦奋斗，搏击商海，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着。

企业家属于商业和市场经济的范畴。起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我们能够预测的将来，市场是必须的，（民营）企业家是必须的，私有财产也是必须的，私有制也是必须的。那么，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把民营企业做优做好，把整个国民经济、民生事业和科技水平做实做精，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共同做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再回到文首周教授的问题。周教授当然有论说自己观点的自由，但是，论述当中不应该对不同意见者施以人身攻击，比如说别人“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这种说法50年前很常见，今天也不算陌生。无非就是恨不得把他的“对手”“绳之以法”，甚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么？再一个问题就是，周教授的文章怎么会在有相当背景相当权威的杂志上发表，是想传达什么信息？这些都是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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