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珀微讲堂开讲：创业的道与术----由企业史说开

                                                                                                                                     2016年4月24日
各位群友：
       今天，我们的“微讲堂”正式开始了，并由我来开讲。我不是专业的教授或讲师，我只是一个企业的报道者，或者企业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也谈不上什么讲课，主要是与大家分享学习的经验和体会。之所以由我开讲，主要是有一个“群主”的责任与担当，更希望能抛砖引玉。我知道在我们群里有更多的更专业的各类企业家或专家学者，我也希望同时我们也会组织他们将来给大家讲述更多的更专业的更精彩的“微讲堂”。
       我今天讲述的题目叫《创业的道与术----由企业史说开去》，其实就是创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且由企业史上的几个典型的人物或案例加以说明，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希望能给即使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和正在创业的年轻创客们以启迪和指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孔老夫子的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对我们创业中道与术的最直接的指导：人都爱财，但不义之财万万不可取；或者说对不义之财“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那么说，究竟什么是不义之财？或者说如果取得正义之财？这恐怕就是创业的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讲课的主题：创业的道与术。
道即是德，是创业的世界观，是创业理念和创业战略；而术指的才能，是战术，是具体的方法。道与术只有正确完美地结合，才能产生正能量、正效益、正财富，才能实现正价值的真正的人生。
       既然是从企业史说开去，那咱们今天就只说历史。孔子“托古改制”呢，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犹如“隔辈亲”一样，隔代也就不会恨了。正如你现在评价秦始皇，不管你就他是暴君也好明君也罢，我相信今天即使有嬴姓家人在或者秦国后人在，都不会说什么的。反正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了。
       我先向大家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即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大家都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我国史记创作的新体例、新纪元，由于它高度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的，被誉为“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货殖列传》更是《史记》中的光彩篇章。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及至今天的思想观念中，商业是末业，商人是下贱之人，但司马迁却甘愿为商人立传。在该文中，司马迁不仅记述了几个著名商人创业发财的传奇故事，更是将当时的社会背景、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描写得维妙维肖，简直是一部社会史，获得崇高的评价。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钱钟书（《围城》）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chi）乎辟鸿濛矣。”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民国著名教育家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
       《货殖列传》中，对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对创业的道与术，与创业的基本规律都有详细、生动的叙述。----这里得交待几个概念，否则大家会有点糊涂，即商人与企业家的关系。后面我们会提到，企业家是现代的概念，而商人从广义上来讲，是包括企业家的。所有，我们在文中经常借商人指企业家----，这里的“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的商人。司马迁说他们“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即是他作《货殖列传》的原因，也是对商人的高度评价。在司马迁眼里，商人和商业不是末业，它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这一点，与2000年后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依据道家“低流之水”的原理，赞同西汉初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提出商业行为“犹如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因此，他要求官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不要与民争利。他阐述了创业中道与术的关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列举了几个著名商人致富的例子及其成功经验：1、陶朱公。“（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人将其“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做法总结为著名的经济学“待乏原理”。2、白圭（李悝变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3、宣曲任氏。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靠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司马迁得出结论说：1、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请大家一定要深刻理解并牢记这句话）；2、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不要说人穷志不穷，人穷气必短！）。3、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还要说你是穷人是草根没法创业，经商就是了）。4、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举几个近现代企业史上的典型案例，供大家学习、理解和参照。
       1、近代：“国企之父”盛宣怀
       盛宣怀。有三个兴奋点有助于我们记住此人：1、卒日，2籍贯，3后人（盛光祖）。（1844、11、4—1916、4、27，还有三天就是他的百年忌日），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就是最近的学生中毒事件，恽代英的祖籍）。他积极参加洋务运动，开创了百年以来中国官商企业经营的新模式，堪称“官商之父”。他一手创办了当时最大的国企轮船招商局；进行了第一次国家矿产勘探，创办了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等；他接办了汉阳铁厂，任铁路督办，修建了2100公里铁路；他架设电报线21000公里。但最后，由于他推行铁路官有政策，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清史稿》的最后结论是：“实为误国首恶。”
盛宣怀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崇尚集权，他的官商奇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显现了出来。他的父亲任湖北盐法道时，淮北与四川盐商争夺湖北市场非常激烈。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盛宣怀私下草拟了一个将川淮盐业由政府专营在湖北统一销售（政府垄断、食盐专营）的建议。他的父亲看到后，大吃一惊。后来，他的这份计划书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并得以实施，效果很好。但奇怪的是，在当时“学而优则仕”人人都想当官的时代，盛宣怀却只考中了秀才，此后三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
盛宣怀科举屡试不中，但仍然“官运亨通”，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他结识了贵人李鸿章。1870年李鸿章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前往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李的心腹幕僚杨宗濂与盛宣怀家有交情，将盛宣怀推荐给了李鸿章。“剿回”军务完成后，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陕西淮军部队的后勤供应（后勤部长可是肥缺，谷俊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给了盛宣怀去沿海津沪购买新式军用装备的机会，有了与上海、天津等地外国洋行较为广泛的交往和接触洋务的机会。由此，盛宣怀尝到了利用政府权势和官员身份进行商务活动的好处――与洋人做生意，按照洋人的规矩，买方会得到卖方的佣金，又叫“中金”“回佣”――即现在的“回扣”。盛宣怀发财的源头即由此而来，这算是他获得的“第一桶金”吧。有这样一说，盛宣怀每次拿了回扣（包括他以后的各种外快），都不忘孝敬李中堂大人。因此，中堂大人更是对他宠爱有加。
长期以来，中国北方缺粮，各朝每年都需从南方调运大量的粮食，即漕运。但漕运行速慢，时间长，运价高。到了李鸿章时代，开始海运。但政府缺钱，便需要招商引资。于是，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便设立了招商局。1872年开春，28岁的盛宣怀给李鸿章草拟了一份《轮船招商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其中，盛宣怀提出了实行股份制、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
       李鸿章当时任命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
       轮船招商局本意是为海运粮食设立的，但很快也在内河展开业务。一经成立，即在长江流域与外商展开激烈的竞争。当时外商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即价格同盟，企图垄断长江航运。但经过与轮船招商局一番较量后，他们终于败下北来，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白银220万两。这可是夺回从而完全垄断长江航运市场的绝好机会！可是，朝廷没钱！此时，盛宣怀挺身而出，一面向李鸿章苦诉募集到100万两官银，一面又与美国旗昌洋行谈判，软硬兼施，让他们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五年还清。这样，轮船招商局便成为国内最大的水运企业，“商局根基从此巩固”。李鸿章称赞说“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并称赞盛宣怀“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这是盛宣怀与列强的第一次较量。以后能够看出，他在列强相处的原则是，在维护主要的前提下尽量利用，比如他无论做什么项目，宁愿借外款给外人利息，但绝对不对股份，绝不让外人控制。 
       1876年（光绪二年），盛宣怀又看到“各省现设船、炮局，需煤日多”，于是他提出开办国有煤矿。他亲自到湖北荆州、宜昌一带勘查、开采煤炭和铁矿。之后几年，他相继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源勘探！
       1880年秋，盛宣怀又创办中国电报总公司。在此后的近20年里，他先后架设电报线2万公里，连接大多数的商业中心城市和战略中心城市。与此同时，他还抑制外资投资国内电报业务，先后收回了英国和丹麦的电报线路，完成了全国电线干线建设工程。起码清廷要感谢盛宣怀！如果没有盛宣怀的电报线，1900年庚子国变时，估计慈禧太后就出不了北京城。出去了，也未必回得来！慈禧太后因此称赞他：“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
       自招商局生意红火以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矛盾――便渐渐暴露出来（这个矛盾在曾经的国企改革中非常突出，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将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估计还会发生）。后来盛宣怀利用时机，把招商局他的主管领导也是士商的唐廷枢、徐润“净身扫地出门”――不仅剥夺了他的职权，而且使他股权尽失。盛宣怀还利用官府权势，逼迫其他股东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自此，盛宣怀身兼督办和总办两职，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招商局成了官督“盛”办的企业，俨然是他们家的“私人企业”。
       1894年的甲午惨败，大大激发了国人开办洋务实业的热情，民间投资大增。与此同时，官办企业也有重大发展，一直在一线的盛宣怀成了最耀眼的明星，他所经手的项目几乎全部关乎国脉，尽占上游资源，控制着整个大清朝的国计民生。1896年，盛宣怀接手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汉阳铁厂由当时的洋务名臣张之洞创办（毛泽东同志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说过,有4个人不能忘记,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了卢作孚）。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品的销路问题。在当时，钢铁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生产枪炮，用汉阳铁造成的步枪史称“汉阳造”，在后来50年里一直是中国陆军最重要的基本装备；二就是建造铁路，铁路的原材料就是钢铁。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保举他担任卢汉铁路督办大臣。一旦担任铁路督办，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就不愁销路了。后来，不仅仅是在湖北，在全国修建铁路，都得使用汉阳厂的钢轨。这样，“轨由厂出”就成了国家政策。
       其后10年，盛宣怀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上。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成立后二十年所修铁路的总和。
靠“轨由厂出”的垄断政策，盛宣怀打通了钢铁厂与铁路公司的产业链。但是，他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修铁路的钱从哪里来。
       1896年11月，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获准成立，盛宣怀受命出任督办。通商银行成立之际，一度代行了中央银行之职责，负责铸币及发行货币，其利润当然丰厚。
建铁厂、修铁路、办银行，盛宣怀在1896年前后一口气干成三件大事，而且产业垄断、混业经营、上下游通吃，自然而然成就为当时最显赫的大实业家。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便极力推行自己的“铁路国有”理念，他不仅排斥外股，同样也排斥民资。1897年，英国提出修建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在盛宣怀主持下，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不仅大量向美国借款，还许诺美国在铁路沿线的大量矿产权益。他的这一决策，被民间资本视为“出卖国家权益”。加之其后，粤汉铁路工程一波三折，国内民族主义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大涨。1903年，四川总督卢锡良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11月，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此后，全国很快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了全民集资，甚至出现了“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
       但盛宣怀对全民修路的热情却大沷冷水。在他的极力主张下，1909年张之洞修建湖广铁路时，便与德、英、法三国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此事公开后，加上盛宣怀火上浇油，引起舆论的强烈指责，致使张之洞“心焦难堪，呕血而死”。但盛宣怀却一意孤行恣意妄为。1911年5月，就在他当上邮传部尚书不久，上奏朝廷将已经民营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他便加紧与德、英、法、美四国洽谈铁路借款事宜。不仅如此，盛宣怀对民营资本仍旧采取了“扫地出门”、“净身出户”的欺凌政策。他的“路权收回令”规定，政府只还给民间资本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股民不仅没有任何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
       这样，无意间，盛宣怀将自己架到了民族情感的火药桶上！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集会以示抗议。紧接着，四川组成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铁路国有”。9月7日，接任卢锡良的四川总督职位、有着“屠夫”之称的赵尔丰下令逮捕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和副会长罗纶，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并处死了前来镇压民众的清廷皇室大臣端方。民变骤生，朝廷紧急从武汉抽调新军驰援，导致武汉空虚。于是，便发生了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即是著名的辛亥革命。
       这是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的。《清史稿》给盛宣怀下的最后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君欺上，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盛宣怀的创业故事至此就算结束了，其成功的一面或者说其才能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清楚了很具体了，那么他的失败又在哪里呢？就在其商德的缺失或者不足。比如他攀比宝贵；尤其是他的贪婪：1、回扣，2、自诩“为国经略”，表面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呢？但他的贪婪让世人颇有诟病。他去世后，经清理，他的私有资产总额为1349万两。其中，仅其家乡的一处住宅就有240间，一个田庄有地3000亩，他在上海的租界内的房产价值白银1000余万两……盛宣怀何止是清末一代首富？有人推算，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的也只是1000多万两海军军费！前面说他接办汉阳铁厂，当时可是个烂摊子。他之所以如此，除了要打通产业链之外，更有把柄在张之洞要弹劾盛宣怀。弹劾什么？无非是他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徇私舞弊而已。后来梁启超是这样记述这件事情的：“当时张（之洞）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时至今日，落马的一系列国企领导无不与此有关，尤其是铁路官员，从铁道部长刘志军，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无不是大贪官！再有一点就是对老百姓的漠视与欺压！他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狭獈化和绝对化，他将国家利益局限于朝廷利益、官府利益，甚至局限于李中堂利益和自身利益。对民资既用又欺，致使政府毫无公信力可言。这一点，在其后的“国、民”博弈中，经常出现，民企经常被逼得走投无路。但，政府一旦没有公信力，政权何以得保？
       绅商之父张謇。张謇是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状元下海经商第一人，被誉为“士（绅）商之父”。张謇上溯八代都是务农的“泥腿子”，谁知到了他父亲这一代，非要让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不行。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他便冒用别人的名字参加考试，同年考中秀才。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高考移民”（不过，这比现代的某些高考移民甚至冒名顶替者高尚多了，张謇起码还是有真才实学的！罗彩霞、王桂俊）。后来，令张謇没想到的是，1893年，他40岁不惑之年时，竟然蟾宫折桂大魁天下成了状元！这一过程很有戏剧性，与其说是其功到自然成，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清末，帝党（光绪）后党（慈禧）斗争激烈，以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帝党）急需培植人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清军将领吴长庆入朝，旗帜鲜明地主张采取强硬的朝鲜政策。他的观点等到了翁同龢的赞赏。1885年，张謇到顺天参加乡试。在评卷中，张謇的考卷本定第六，但在主考官翁同龢力荐下，最终被评为第二。后来，几经折腾，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的殿试中，翁同龢亲自坐镇，让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的手中，并决定将张謇定为第一名。就这样，张謇稀里糊涂地做了状元，也稀里糊涂地登上清流派的战车。
       然而，比一般的清廷官员高明的是，此时的张謇深刻认识到，要国富民强必须兴办实业，“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1895年，他竟然毅然辞官，“下海”经商。他说，“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张謇下决心先在江苏南通办棉纺厂，并为纱厂取名“大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周易之语，反映了他以民生为念的儒商情怀。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和清醒认识张謇状元下海的深远意义！要知道，过去社会的“排辈”秩序是：士农工商，张謇在当时可是高高在上的士。而此时他下海，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商。如此巨大的人生反差，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一个科长、处长甚至局长的下海都是相当轰动的！张謇敢这样做，在中国的企业史、商业史、经济史乃至社会史都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不知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曾经的官员下海经商的，还要觉得憋屈，应该像张謇一样，是很了不起的！
张謇一开始就设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建股份制企业，公开向社会集股。当时，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为了集股，他费尽周折。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他甚至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一年半下来，原先与他合作的那6个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好在，张謇是曾经蟾宫折桂大魁天下的头名状元，在社会是有地位有身份有声望的。于是，他向官府求救。1896年11月，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刘坤一，将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一说英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中的一半20400锭给了他――作价25万两入股，作为官股。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官股。不过张謇终其一生，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他创办的这一商业模式是清代商业的一大进步。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大多数是官员或官商，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盛宣怀。盛宣怀曾信誓旦旦答应给张謇筹资，他们两人还一本正经地签订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名士郑孝胥等作证。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信，几乎字字有泪。后来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并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并有极大的收藏价值的。张謇为他写字作画辛苦两个多月，盛宣怀拿去卖了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盛宣怀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状元经商狼狈至此，官商的信誉丧失殆尽。这一点，在其后将不断上演一系列的神似“杯具”。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又过了一年半，终于苦尽甘来。到1899年夏天（六年过去了），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纱厂投产后仅仅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后来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船栈、堆栈等十余个企业，形成了一个以纱厂为中心、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张謇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的泰斗。
       士商张謇下海就是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他的企业叫“大生”，来自《周易》：天地之德曰生。因此，“商”是张謇最大的商德！当自力更生，在家乡创办自己的“新新世界”，实现自己一介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张骞坚持，“营志重于营利”“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张謇的精心构思是，“父教育，母实业”，靠一己之力量，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学校、图书馆、气象站、博物馆、剧场、俱乐部、旅馆、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一幅现实中的世外桃园跃然出现。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张謇致力于打造南通模范城。但他并没有将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仅仅局限于南通，他“要治国、平天下”，于是便积极领导全国企业家阶层的立宪运动（按现在的话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所有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并组织刻印《日本宪法》以供借鉴。1906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在他的示范下，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等省各种立宪组织风起云涌。官商盛宣怀也参加了立宪运动。不过，令两大商界巨头始料不及的是，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政治骗局完全失信于天下。盛宣怀是“误国首恶”，而张謇更是“掘墓人”。
1911年10月10日上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晚八时，他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张謇记录“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看到的火光正是武昌首义的烽火――他是史料记载的唯一见到了武昌起义火光的企业家。
如果说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一座腐朽透顶的小草房，随便一个火种都可能将其焚毁；而而张謇主持起草的《宣统退位诏书》正像是一块“遮脸布”将清政府“装殓”进了历史的棺材之中。他在《宣统退位诏书》中写道：
       “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开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省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其人民安堵，海内久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到这里，官商之父盛宣怀成了“误国首恶”；民商之父张謇成了中华民国的实业部长。
       请注意，这里实业部长是袁世凯的民国政府的。在社会大变革之时，企业家阶层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不过，后来他还是发现他的选择是错的。他毅然辞去了袁世凯民国政府实业总长的官职，专心建设他的南通模范城了。在之后的历史岁月里，企业家们要经常做这样的政治多项选择题，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对。
士商张謇一生清廉。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千万两，留下了一个企业集团、一个现代城市、一个人文精神！但他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最后，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和一束胎发。
真希望中国能出现无数个德才全尽的圣人企业家张謇哪！
       3、民企之父荣氏家族。荣氏家族：草根创业第一家爷爷荣熙泰，儿子辈荣宗敬、荣德生，孙子辈荣毅仁，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实业家。他们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家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1896年，荣氏父子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后来投资办实业。1900年是荣家办实业的起点，荣宗敬选址于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厂名为保兴面粉厂。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称荣氏是中国面粉工业的创始人。后来，他们又开办了“福新”面粉厂，随之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五厂，一直开到八厂为止。这时，荣氏兄弟“面粉大王”的名声不胫而走。
       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开始了新的征程。早在1905年，他们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16年，他们独自创办了申新纺织有限公司。1917年，荣氏兄弟买下日商“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这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1919年，他们在无锡开办申新三厂。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做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
       荣氏兄弟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回报社会。特别是面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他们也是大力抵抗，彰显拳拳爱国之心。
       他们开办学校，开启民智，培养人才。1906年，荣家兄弟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创办第一家公益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到1915年的不足10年间，他们在荣巷、梅园等处，共办了8所男女小学，贫寒子弟可以免费。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1947年，荣德生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即江南大学。
       每次抵制外货，他们总是很积极。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们在上海罢市响应；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荣宗敬当即以总经理名义在申新系统各厂、各部门发出布告，呼吁所有荣家企业同仁使用国货，自6月1日起一律不买舶来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多次呼吁抵制日货，草拟计划书递交南京政府。12月13日，荣德生等103人在无锡发起“国难自救会”，抗击日寇的经济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停市3个月，申新在上海的7个厂先后停工。无锡申新三厂给前线将士送去供给。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三万包。
       日军的不断空袭，使得荣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2/3的荣家企业没了，荣家的发祥地茂新也变成一片瓦砾。
       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选择了共产党提倡的公私合营的道路，为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后，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
       荣氏家族创业成功，有两大要点：一是着眼于现代工业的发展方向，立足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市场的需求；二是立足于爱国，既热心公益事业，更抗拒外国侵略；三是完全草根，靠信誉；四是顺应社会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响应政府公私合营号召，企业获利最大，家人受影响最小。改革开放后， 打开了第一扇窗。
就举以上三个企业家。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企业的鼻祖，分别代表的三个类型，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也无出其右。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充分看出企业家企业的道与术、才与德的印迹，足以让后人借鉴。
       好，至此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设想有三个问题：一、什么是企业家？二、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的“道”是什么？三、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长久？
一、什么是企业家？首先必须明确，今天我们生活在市场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商人。即使吃“皇粮”的人，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产品进行交换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平等的。从大的范围来讲，企业家属于商人范畴。
       当然了，今天的企业家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商人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前提、一个目的的和一个职能。一个前提是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即欧美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一个目的即经营，因为企业家是要挣钱的，无利可图的事他们是不会做的；一个职能即是组织领导和管理企业。因此，所谓企业家就是现代工业化条件下以经营为目的的生产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的“道”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创新是灵魂，冒险是天性，合作是精华，敬业是动力，学习是关键，执著是本色，诚信是基石。这里，我想强调几点：第一是诚信问题，也即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契约精神”，这是目的我们最缺失的。说话要算数，要守合同重信用尊法律。坦率地说，从历史到现实，整个企业家阶层之所以受到轻视，与他们见利忘义不守信用有很大关联；第二个问题是敬业。央广网北京4月2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一家全球知名的调研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员工敬业度与满意度极高的员工比例仅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3%，在样本采集的17个国家里，处于“最不敬业”行列。其实，不仅仅是员工，主要的是老板，是企业家！
       三、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长久？
       请大家再次回忆和牢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话：“廉贾归富”！ 汉字的出处和寓意源远流长丰富多采，查阅可知，“廉”原来讲的是房屋的一侧，有方正、棱角的意思，引申而来就是做人做事很公正讲原则。廉字也经常让人联想和联系到廉洁、廉正、廉明等一类的词，而且往往是指士和吏之类的，很少用到商人。但司马迁在这里去创造性地将廉与贾结合了起来，给了商人们和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多么崇高的称谓哪。一个“廉”字，包含了所有的商德。没有商德的人，不会是真正的富有者。“不义富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在该书第一卷《周纪一》有一段话，给予了非常恰当和严肃的说明。顺便说一下，都是山西人，都是晋南人。“双司马”
       司马光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zāi]……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解释一下）
       最后，我以在一次论坛上的话结束我今天的课：“我以一个清贫者的身份，为企业家和‘富豪’们大唱赞歌、愤歌和挽歌。我不敢说为他们代言，但宁愿做财富的走卒。因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强盛，是以财富的丰盈为条件的，而企业家们往往是社会财富的先知与载体。你们只管创业发财，我负责为你们守望方向！”
       谢谢大家！

转载文章须注明出处或经过授权，否则追责！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企业家档案